巨輪沉沒的那一刻……（第3/4頁）

在這場災難事故中，“泰坦尼克”號船員的遇難比例高達78%—如果不是因為他們中的女性船員基本都上了救生艇，以及必須要派出一批船員操控救生艇，那麽船員的遇難比例還會大大提高。

可以說，他們都在自己的崗位上奮戰到了最後一刻。

那麽，災難面前，是不是都是感人的故事呢？

對不起——你知道的——那是不可能的。

第一個故事，關於約瑟夫·布魯斯·伊斯梅。

伊斯梅是白星公司的主席兼總經理，沒錯，他就是“泰坦尼克”號的主人。作為主人，是他要求將“泰坦尼克”號上的救生艇由48艘減為16艘的，因為“這樣可以讓甲板更開闊”。

在災難發生的那一刻，有目擊者聲稱，伊斯梅是第一個登上第一條救生艇的人。

伊斯梅在回國後遭到了巨大的質疑乃至譴責，雖然他辯稱自己當時的身份也是一名“乘客”，並且是等救生艇附近沒有婦女和孩子後才上去的，但輿論一致認為：“你應該是和船長一起堅持到最後的人！”

盡管也有一些乘客稱伊斯梅遵循了“婦孺優先”的原則，比如和伊斯梅一起登上救生艇的頭等艙乘客卡特，但卡特的妻子在1914年宣布與卡特離婚，理由是輪船撞擊冰山事故發生後，卡特遺棄了她和他們的孩子。

盡管伊斯梅一直聲稱自己是最後一刻離船的，但苦於無法自證。他後來被倫敦社交圈摒棄，被稱為“史上最大的懦夫”，最終辭去了白星公司的主席職務。

第二個故事，關於細野正文。

細野正文，當時是日本的運輸大臣，住二等艙。

在災難發生的時候，細野正文在船艙內給妻子寫信：“緊急救難信號響個不停，看到那不斷閃著的藍光，我感到恐怖。”“作為一個日本人保證不玷汙日本人的名譽，平靜地迎來最後的時光，但是我又等待尋找那一線希望……”

細野正文後來確實去甲板上尋找機會了，但之後卻出現了幾個版本，流傳最廣的一個版本是：他男扮女裝，混上了一艘救生艇，在上岸後被人認出，輿論大嘩。歐洲甚至有國家把這件事寫進了教科書，以證明日本人的素質低劣。

另一個版本是一位歐洲乘客事後做證明：細野正文粗暴地推開了其他乘客，沖上了救生艇。但後來證明，那名乘客坐的是13號救生艇，細野正文登上的是10號救生艇。

按照細野正文自己的說法，他當時已經準備與船共沉，但這時候一個船員喊，說10號救生艇還有兩個位置，一個頭等艙的乘客坐了上去，他住的是二等艙，他認為自己也有資格，於是也坐了進去——他說是得到了船員的許可。

但這個說法，是細野正文自己的說法，沒有人能為他證明。

細野正文回國後，遭到了鋪天蓋地的指責，包括日本民眾雪花一樣飛來的譴責信件。隨後，他的工作也丟了。細野正文直到去世，也不願意再談有關“泰坦尼克”號的一個字。

第三個故事，不是關於一個人的，而是關於一群人。

盡管伊斯梅和細野正文都沒有承認，我們也沒有確鑿證據證明他們在那一夜做了不光彩的事，但從後來船員、乘客的各種回憶和證詞來看，那一天晚上英雄很多，但懦夫也有很多。

像細野正文那樣“男扮女裝”的乘客，其實有不少，還有不少男乘客推開女乘客，搶占救生艇位置的。不少船員後來回憶，自己是朝天鳴槍才控制住秩序的。

當時的救生艇

悲傷的故事，還不止這個。

事故發生後，人們對“泰坦尼克”號上乘客的生還率做了一個統計，發現了一個令人尷尬的事實：

三等艙中，只有26%的乘客生還，而到了二等艙，這個比例就上升到了44%，頭等艙的生還率是60%。

經過研究發現，頭等艙中的男性乘客的生還率，比三等艙的兒童的生還率還要高。

事實也正是如此。包括細野正文在內的一些乘客後來回憶：事故發生時，三等艙的乘客被船員用槍頂著，要讓頭等艙和二等艙乘客先上救生艇。

為此，著名的美國社會學家波普諾曾這樣形容“泰坦尼克”號上的“婦孺優先”規則：

“在‘泰坦尼克’號上實踐的社會規範這樣表述可能更準確一些：‘頭等艙和二等艙的婦女和兒童優先’。”

1912年4月15日淩晨2點20分，在經過了2個小時40分鐘的掙紮之後，“泰坦尼克”號終於完全消失在了海面上。

這艘“永不沉沒”的輪船一共搭載2224人，只有702人生還，1522人遇難。

4月18日，搭救“泰坦尼克”號乘客的“卡帕西亞”號抵達紐約港，大雨。

在船經過自由女神像時，上萬人在曼哈頓島的巴特雷海岸觀看。在54號碼頭，大約3萬人佇立在雨水中默默地迎接“泰坦尼克”號上的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