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當年在報紙上登廣告有多難嗎？

當時代革命撲面而來的時候，很多行業都會面臨翻天覆地的變化。有時候，一眨眼，很多事情就只剩下回憶了。

1979年3月15日，上海的《文匯報》刊登了一條不尋常的廣告。

這是一條引起轟動的廣告。

因為這是自“文革”結束，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第一條在中國報紙上刊登的外商廣告。值得注意的是，報紙上的三塊手表，還不是照片，是手繪的。

而且有意思的是，廣告上刊登的“雷達表”，要在四年後才進入中國市場——換句話說，是看得到，買不到的。

時任瑞士雷達表中國區副總裁鄭世爵後來回憶：“當時中國還沒有完全開放，但是我們意識到了中國市場的廣闊，有很大的潛力可以挖掘。”

毫無疑問，雷達表相當聰明地運用了營銷理論上的“第一品牌”概念——在沒有競爭者的情況下，用較少的資源和時間建立很高的知名度。

廣告有效果嗎？當然有。

在廣告刊出的三天內，上海有700人以上到黃浦區的商場裏去詢問“雷達表”——其中很多人還不知道，當時一塊雷達表的價格，相當於上海一名普通工人20年的工資收入。

《文匯報》刊登的雷達表廣告

當天晚上，上海電視台也播出了雷達表的廣告，而且還是英文播出，只是配上了中文字幕。

當時很多人都在問：《文匯報》膽子怎麽那麽大？

於是就要說到另一個故事，就在這一年，就在《文匯報》之前，上海的另一家報紙已經“第一個吃了螃蟹”，給《文匯報》壯了膽。

那就是中國在“文革”後率先恢復商業廣告的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

報紙刊登廣告這樣稀松平常的事，對當時經歷過“文革”的中國報紙而言，卻無異於天方夜譚。

其實報紙刊登廣告，在中國本來也不是什麽稀罕事情。從鴉片戰爭之後，中文報刊開始大量湧現，廣告自然是報紙營收的最主要渠道。即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報紙刊登廣告，也是正常的事情。

但是，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那一年，一切都發生了改變。

1966年8月17日，最後一則商業廣告出現在了《解放日報》國際新聞的下方——用現在的眼光看，那則廣告的安排多少也體現了編輯的心血：

這一版的總標題是《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電烘箱廣告上面的報道是這樣一段導語開頭：“墨西哥進步人士組織毛主席著作學習小組，他們熱情稱頌毛主席每篇著作都是真理和指南針。”然後，下面是“鼓風恒溫幹燥箱”的廣告。

第二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百萬紅衛兵，商業廣告就此在中國報紙版面上絕跡。

一晃13年過去，轉眼到了1979年的除夕。

那一天，解放日報社正在開編委會，《文匯報》的一位副總編打電話過來：“春節期間，兩報能否出內容相同的單頁聯合版，這樣能讓平時很辛苦的夜班編輯部輕松過個年？”

在當時電視還不普及，報紙也沒幾張的年代，時任解放日報社總編輯的王維，不同意這個建議：“春節是讀者看報的好時段，不能出單頁！”

但是，會上馬上也有人提出要算算“經濟賬”：《文匯報》出單頁，我們出四個版，不是吃虧了？

王維一拍桌子：怕什麽？我們不能用商業廣告收入來彌補嗎？

一句話說得簡單，但會議室裏的其他人都面面相覷——雖然“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了三年，但中國還沒有一家報紙敢恢復商業廣告。

《解放日報》作為延安時期的中共中央機關報，現在的上海市委機關報，居然敢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後來，有人專門請王維回憶當時的情景：

——“事先有沒有請示市委？”

——“沒有。”

——“有沒有上報宣傳部？”

——“沒有。”

——“私下裏和有關領導打過招呼？”

——“肯定沒有！”

王維當時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判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閉幕，“把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大會決議深入人心。經過那麽多年反反復復折騰，中國人終於認準了一個道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整個國家，“實事求是”的氛圍越來越濃。

於是王維的思路就是：“報紙刊登廣告，天經地義。”

解放日報社老總一拍板，樂壞了一家廣告代理公司。

當時，整個上海只有一家廣告代理公司，叫“上海廣告裝潢有限公司”（下稱上廣裝），這家公司被允許代理國內媒體的廣告，別無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