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苦澀的面包（第4/8頁）

這份諭令僅僅使一項業已緊張的事態更加嚴重。“我理應堅信教會的原則，而非議會的法令。”一位天主教流亡者曾經向伯利勛爵闡釋了一種溫和的立場。但是，對於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來說，如此行事意味著要選擇遵從國際權威，而非本國法律。各國政府因而紛紛否定這項諭令，尼德蘭的腓力政府、法國的瓦盧瓦政府、英格蘭的都鐸政府都將這些人斥為叛國者和造反分子，並采取相應手段予以打壓。但在 16 世紀，無論天主教徒還是新教徒都有很多人隨時做好了準備，願意在良心驅使下以任何方式捍衛自己的信仰，包括密謀和武裝反抗。庇護五世的諭令似乎正是要號召英國的天主教徒走上這條道路。

教皇的諭令必定從一開始就對威廉·艾倫產生了影響。他在信中經常把英國稱為自己“迷失的祖國”，我們並不清楚這份諭令是何時讓他得出結論，認為這指明了救贖的唯一道路。到 1575 年，他已深深卷入了一起密謀，試圖以武力拯救蘇格蘭的瑪麗女王，並將那位在他眼中逐漸淪為僭主和篡位者的女人趕下王位。當他的朋友尼古拉斯·桑德爾⑪ 在 1577 年來信聲稱“基督教世界的形勢將依賴於一場對英格蘭的勇敢襲擊”時，我們可以確定，他對此表示了認同。而在桑德爾趕赴愛爾蘭起事並命喪他鄉之後，艾倫更成了英國流亡者的主要發言人，現在他們都在高聲呼喚一場針對伊麗莎白的境外幹涉。

在接過桑德爾重擔的第一個十年，艾倫屢屢失望。各種言之鑿鑿的謀劃、確定無疑的新十字軍遠征，一起接一起地無果而終。“如果這一次計劃仍然不能順利實行，”他在 1582 年寫道，“我的生命將永遠充滿苦澀。”幾個月後，這場精心安排的計劃化為泡影，可他只是耐心地繼續投入到下一輪長達數月的準備工作中，伺機卷土重來。當下一次計劃復遭落空時，他已準備好在絕望中放棄政治了，可是就在直訴衷腸的同一封信中，他又再度宣告了新計劃的開啟。他無時無刻不在爭辯、寫作，解決實際問題，指導兩座學院的管理，安排書籍的付梓和秘密發放，積極參與地下工作的運行，忙著將教士和學生、信使與流亡者送進或送出英格蘭。惱怒的政府搜出他的書，付之一炬。但據他估算，仍有數十個題目超過 2 萬冊的印本在英格蘭暗中流傳。王室代表在鄉間追逐他的教士們，駭人聽聞地折磨他們，采用舊式的中世紀下作酷刑，包括絞刑、用馬拖拉和大卸四塊等⑫ ，來處決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士，又用船將其他人送出國外。但截至 1587 年，艾倫依然自信有超過 300 名教士得以保全性命，他們生活在貴族和主要地方紳士的宅院中，遍布整個王國，保護了信徒們的精神和心靈，敦促後者隨時做好準備迎接解放的那一天。

這些還只是初步的勝利而已。關鍵戰役尚未揭幕；舊時的悲傷仍在等待撫慰。艾倫面向平信徒和教士共同闡釋了這一點，他這樣寫道：“仁慈的主，您知道我們時常一起哀悼：因為我們的罪，我們多半余生乃至全部殘年不得不在祖國之外的地方侍奉您，而這些侍奉最應獻諸祖國，它本應是過往歲月中這些侍奉至為感恩之所；我們哀悼，我們的工作竟只能為陌生人所接受，我們能以生活和侍奉使之合意的竟是陌生人，而非家中至親。”然而，只要他們秉持信仰，艾倫和同伴的侍奉就永遠不可能合乎英格蘭的意願，除非有一位天主教徒榮登王位。

這裏還存在另一重焦慮，也是另一個加快行動步伐的理由，所有英國流亡者均意識到了這一點，但艾倫卻感受最深，因為正是他一手促成了當前的局面。從一開始，他便對派往英格蘭的神學院學子委以重任，他們負責規勸信眾，使之與異端分子保持距離，信眾將不得參與國教的儀式，以免犯下致命罪行。艾倫感到，只有這麽做，才能保持信眾隊伍的完整。不過這也就意味著真正熱誠的天主教徒必須公開自己的信仰，而此時新教徒對北方叛亂、教皇庇護五世的諭令、裏多爾菲陰謀⑬ 和聖巴托羅繆大屠殺仍然記憶猶新，這般行事著實會刺激他們緊繃的神經。

政府的回應乃是更加猛烈的迫害。為此，教皇格裏高利十三世在 1580 年終於被說動，同意對前任教皇頒布的諭令給予解釋，但事態卻因此進一步惡化。格裏高利十三世表示，在伊麗莎白及其異端教唆者受到詛咒、被革除教籍的同時，根據“情勢變遷原則”⑭ ，天主教徒仍舊可以服從她、尊其為女王，而不必害怕自己被革出教門，直到公開執行諭令可以召集所有虔誠的天主教徒履行反叛的職責為止。結果，天主教徒被允許“在所有國內事務中”宣稱永遠效忠女王，只要他們心中不忘使命，隨時準備在良機閃現之時響應號召，推翻伊麗莎白，就已經足夠了。為此伯利勛爵又陷入了恐慌，開始著手羅織新的叛國罪名和律令，這次針對的不是公開的言辭和行為，而是“精神和心靈中隱秘的叛國罪”。對天主教徒的迫害力度竟又再度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