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與狼共舞的日子（第4/6頁）

高拱在帝國權力核心層中的威信還是很高的，大臣們也都唯他馬首是瞻。所有的人都睜大眼睛，期盼著帝國的權力系統能出現張、高二人同心同德、共赴時艱的美妙場景。

高拱和張居正曾經有過一段甜蜜的時光，而且曾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們都為彼此能夠成為朋友感到欣慰和自豪。官場需要朋友，需要那種真正能夠拋去利害算計的朋友。

高拱和張居正雖然是朋友，但卻是兩種不同類型的人。無論是性格還是人品，都是完全不同的。高拱比張居正整整大了十二歲，通過科舉登第進入仕途也早六年。在論資排輩的官場上，高拱應該算是張居正的前輩。

帝國的文官都是靠著科舉制度邁入仕途。明朝開國初期，朱元璋推行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其本意就是為了加強對文官集團的控制。但這種制度一旦付諸實施，實際上控制所有文人的命運也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帝國的人才選拔權仍然掌握在文官們的手中。皇帝其實是很想將這種選拔權抓過來的，比如說殿試就是由皇帝親自主持。殿試的舉行意在告訴天下文人，只有皇帝才是真正決定他們命運的主宰。

在殿試結束公布考試結果的時候，被錄取的三等舉子前面一律冠以一個“賜”字，分別為“賜進士及第”“賜進士出身”和“賜同進士出身”。然而殿試畢竟只是一個形式。在參加殿試之前，還有禮部官員主持的會試。凡通過會試者一律參加殿試並一律保證通過，皇帝只是偶然更改一下名次。而要取得會試的資格，則必須通過由文官主持的各省鄉試。而鄉試資格的獲得，則是通過府縣的考試而成為秀才。

在這層層的考試選拔中，主考文官對士子的政治命運無疑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可以說，他們實際上取代了皇帝，操持著人才選拔的大權。在應考者心中，除了對主考者心懷感激而結成師生聯盟之外，他們還有一個觀念，即認為自己獲得邁向政壇的通行證，完全憑的是自己的運氣和才學。換句話說，科考的成功者認為他們獲得仕途的通行證，並不應當感激皇帝，而應歸功於個人的努力。在帝國科場上流行著這樣一句話：“一緣二命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讀書都被放到了最後一位，所以更談不上對皇帝這位殿試主持者的感激之情了。

正因為科考如此直接地影響著知識階層的政治命運，而科考的通過又完全憑借個人的才學和運氣，這樣，知識階層在步入仕途以後，自然就認為有資格控制部分權力。而科舉這種選拔政治人才的方式，又為從知識階層中產生的文官集團攫取權力提供了便利。

那些知識分子在科舉考試的道路上，必然要結成各式各樣的關系。考官與考生之間形成的師生關系，考生與考生之間形成的“同年”（同年及第）或“同鄉”（同鄉考生）關系，同姓考生之間結成的同宗關系，等等。這些關系的形成，無疑會為帝國文官集團鞏固和擴大自身政治實力提供保障。

高拱非常欣賞這個小老弟。在工作接觸過程中，高拱如此評價張居正：“年少聰明，孜孜向學。”對於如此好學之人，高拱將自己在官場積累的經驗傾囊相授。用高拱的話說，他和張居正的關系“在乎師友之間”。直到徐階將高拱排擠出內閣，下野回老家賦閑，兩個人還書信往來不斷。顯然，高拱並沒有因為張居正作為好朋友沒替他說情而產生怨氣。不久高拱復出，全面主持內閣工作。

復出後的高拱，面對涉及帝國的大政方針和幹部任用等大事時，都會和張居正商量著來。兩人攜手，開啟了為時十多年的隆（慶）萬（歷）新政。但是這種停留在表面的和諧，卻無法掩蓋權力陰影下的暗流湧動。從高拱復出之日起，張居正就已經在為自己留後路。

在那個時候，內閣並沒有人事任免的職責和權力。帝國重要官員的任免，按照制度是不允許內閣幹預的。但高拱作為帝國權力集團的核心人物，又是吏部尚書，兩項大權集於一身。

張居正並不是真的盼望高拱復出，這只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他早就想成為內閣的一把手了，而且這種信念從來就不曾動搖過。兩個人的蜜月期雖然很長，但還是迎來了分崩離析的那一刻。

高拱在一些官員的任命上，充分征求了張居正的意見。在這些官員當中，有張居正推薦的人選。高拱在人事任免上征求張居正的意見，等於是賦予了張居正一定的人事權力。如此一來，那些謀求升遷的官員就會跑到張居正那裏活動。大家都知道高拱是個不易變通的人，很難做通工作。而張居正作為高拱的政治盟友，是個懂得攻守進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