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把莫紮特雅利安化（第4/13頁）

赫爾曼·萊維通常被看作莫紮特宣敘調的最佳譯者。然而，早在研究《費加羅的婚禮》時，他對既定旋律線所進行的極度自由的處理，造成嚴重的變形，就令我不安。甚至在當時，就有一種直覺推動著我遵循莫紮特的原稿，以接近得多、嚴格得多的方式來處理……然而，他在《唐·喬萬尼》譯本中幾乎找到了正確的風格。他幾乎逐一跟從莫紮特的音符，只在少數幾處尚未得到原詩的精髓，並且，他只憑直覺就聽出了正確的節奏，所做的只是聽從了自己那音樂家的耳朵而已。[163]

安海瑟爾在1931年莫紮特周年回到他的《費加羅的婚禮》譯本。此時，他已得到位於柏林的帝國廣播協會的委約，對譯稿進行了修訂、擴充，並得以出版。為有更充分的理由把自己的譯本推廣到廣播網絡以外，安海瑟爾引述了兩位聲望卓著的莫紮特專家對先前德譯本的批判。這兩位專家是赫爾曼·阿貝爾特和伯恩哈德·鮑姆加特納。據安海瑟爾所說，阿貝爾特認為，把《費加羅的婚禮》用那樣的方式改編得更適合德國舞台是“這部作品的歷史中最可悲的章節之一”；而鮑姆加特納之所以狠批這些版本，是因為它們膚淺而扭曲的畢德麥雅（Biedermeier）風格和它們對詞曲天然關系的破壞。[164]安海瑟爾在這一點上更進一步。他點出，先前的譯本在利用莫紮特原版宣敘調的自由節奏方面特別隨心所欲，打破了旋律線的自然流動感，任性地改變音符時值，把陰性詞尾和陽性的並置，總體而言並不尊重這部歌劇的風格。雖然他對赫爾曼·萊維的批判比在1927年的小冊子中更多，但他對先前譯本的分析還是專注於詞和旋律線的關系，並沒有單單挑出某一個版本加以批評。顯然，這篇發表於《音樂》雜志1931年10月號的關於他本人《費加羅的婚禮》譯本的文章，就述及萊維譯本的部分而言，評價還是相對公正的，並未顯示出種族決定論的偏狹。[165]

盡管安海瑟爾非常有說服力地力挺自己的《費加羅的婚禮》新譯本在德國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他還要等上三年，才等來科隆歌劇院（Cologne Opera House）在1934年的夏天首演他的版本。與此同時，為顯示他對政治的熱心，他主動合作，參與納粹當局在1933年起就著手進行的德國廣播系統的重組。[166]此外，他似乎還支持了阿爾弗雷德·羅森堡的國家社會主義文化團體，一個有實權把安海瑟爾推廣“德國的莫紮特”的事務拓展到廣播網絡和專業音樂刊物以外的組織。

和NSKG的關系很快獲得豐厚的利益。除了科隆的演出外，安海瑟爾的《費加羅的婚禮》譯本在1934年夏天也登上了向整個德國的廣播站點傳送的“本國一小時”（Stunde der Nation）節目。把莫紮特的意大利語歌劇德語化的腳步加速了。國家社會主義文化團體德意志音樂出版社（Deutscher Musikverlag in der NS-Kulturgemeinde，以下稱NSKG音樂出版社）在1934年出版了安海瑟爾改編《假扮園丁的姑娘》（安氏版標題為《為愛而行的女園丁》）的劇本和聲樂譜。次年夏，《為愛而行的女園丁》於慕尼黑音樂節期間在慕尼黑王宮劇院（Residenz Theater）高調上演。[167]接下來，安海瑟爾把注意力轉向其他兩部達·蓬特歌劇。1935年，NSKG音樂出版社出版了安氏版《唐·喬萬尼，或遭受懲罰的浪蕩子》（Don Giovanni oder der betrafte Wüstling）的劇本和聲樂譜；次年，柏林的新劇院出版社（Neuer Theaterverlag）出版了他的《女人心》。

5.使用齊格弗裏德·安海瑟爾1935年“雅利安化”德譯本的《唐·喬萬尼》鋼琴縮譜封 面。

既然已經出版安海瑟爾的兩個譯本，並承擔他的《費加羅的婚禮》改編版的發行任務，NSKG及其《音樂》期刊就著手最廣泛地傳播他的大作。1934年起，《音樂》期刊有效地展開了一場為作者造勢的宣傳運動，頻繁刊載了不同評論家贊賞安氏作品具有深刻德國特質的文章和評論。[168]與此同時，這份刊物還特別熱衷於點名批評仍在上演萊維譯本的歌劇院。柏林國家歌劇院首當其沖。1935年11月，批評家赫伯特·蓋裏克在評論該歌劇院上演的《女人心》時，強烈反對理查·施特勞斯在場刊上對“赫爾曼·萊維那幾乎典範性的譯本”的贊揚。[169]

幾個月後，《音樂》因德累斯頓國家歌劇院全新制作《唐·喬萬尼》卻依然使用萊維譯本而對其大肆撻伐：

演出只有一個嚴重的汙點。它用了赫爾曼·萊維那老朽的譯本（而場刊謹慎地掩蓋了這一事實）……眾所周知，萊維的譯本力有不逮，而且，我們有齊格弗裏德·安海瑟爾的譯本。安氏的譯本是以德語之精神打造的，同時也貫穿了莫紮特音樂的精神，和他幾年前翻譯《費加羅的婚禮》用的是一樣的方式。在我們看來，重點劇院應該起到示範作用，而不是把給萊維譯本的屍體鍍上藝術的亮色當成自己的任務。[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