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把莫紮特雅利安化（第2/13頁）

安德萊斯對達·蓬特的評判模棱兩可，而莫紮特專家威利·梅克巴赫（Willy Meckbach）則願意為達·蓬特說些好話。在他發表於1938年6月號《大眾音樂報》莫紮特專刊的文章裏，他不同意達·蓬特“輕佻膚淺的性格”對莫紮特的成就有害，讓莫紮特和一個真正的德國詩人合作會更有利的結論：

是達·蓬特而不是歌德成為莫紮特的劇本作者，真的是這麽大的災難嗎？我們難道不應該為獲賜《費加羅的婚禮》《唐·喬萬尼》和《女人心》這樣的作品而感到愉快並感恩嗎？貝多芬說他無法為這樣的文本配曲，而莫紮特完美地做到了。[145]

埃貢·馮·科莫爾任斯基在1941年的著作《莫紮特：一個德國藝術家的使命和命運》（Mozart：Sendung und Schicksal eine deutschen Künstlers）中也有類似的態度。盡管他幾乎沒有非常詳細地討論莫紮特和劇本作者的關系，他依然毫不猶豫地斷言莫紮特“能結識戲劇詩人達·蓬特是幸運的”[146]。在某些方面，科莫爾任斯基對達·蓬特的辯護比梅克巴赫更勇敢，原因很簡單：他的書出版的時候，官員圈子對書籍描寫猶太人的方式有了更細致的檢查。

然而，梅克巴赫和科莫爾任斯基對達·蓬特的描述是個例外。作者們通常跟隨《人民觀察家報》設下的趨勢，用最壞的筆法描述他。阿爾弗雷德·布爾加茨（Alfred Burgartz）在1941年寫道，這位劇作者表現出典型猶太人的鉆營和無德，安德萊斯已經強調過。為加強這種傾向，布爾加茨畫出一幅令人倒胃口的肖像，不僅對達·蓬特的性格，也對他的生理外形指手劃腳：

他是個冷酷而虛弱的人，鼻子稍有些勾，嘴唇薄而惡毒。他是個早就過氣的演員，肩頭搭著寬袍，頭上頂著小撮亂發，還落到沒有牙的臉上——他頭形細長，眼睛大，高傲而卑鄙的目光從深處望出來。[147]

在攻擊達·蓬特的身形和性格之外，貶低他的作品也是有必要的。《女人心》輕而易舉就成了靶子。在19世紀時，它的道德觀就被一些名家——如貝多芬、瓦格納和批評家愛德華·漢斯立克（Eduard Hanslick）質疑了。[148]在這一點上，即針對這部歌劇詞曲之間明顯的不協調，納粹反對達·蓬特的議程竟和長期以來對他的批判真的一致了。這一批判話語，其源頭可追溯到傳記作家弗朗茨·尼梅切克（Franz Niemetschek）在1798年的那個常被引用的說法。他對莫紮特“竟降格到為這種輕浮的、七拼八湊的劇本浪費神聖的旋律”非常震驚。[149]在同一段裏，尼梅切克開啟了另一個頗有影響的觀點。他說，作曲家當時沒有全身心投入這部歌劇，他接受這部作品的創作委約是被迫的，因而“出於責任而為劇本配了音樂”。這種說法影響了《女人心》一劇在整個19世紀的接受。[150]

這個神話——莫紮特沒有在這個特定的歌劇項目中與達·蓬特熱情合作，以及劇本中顯而易見的膚淺，在第三帝國時期依然占據主流話語。[151]例如，漢斯·恩格爾於1944年談到這部歌劇時，把達·蓬特“不道德和難以想象的”文本痛貶為殘次品，“滿地都是令人困乏的重復”。他質疑達·蓬特是否有能力把握這樣的素材，總結道：“這個劇本的標志性特點並不是機智的小打小鬧，而肯定是讓人無法忍受的膚淺和庸俗。”[152]

其他人，比如漢斯·約阿希姆·莫澤爾（Hans Joachim Moser）和利奧波德·康拉德，則和恩格爾一樣蔑視達·蓬特對這部歌劇的付出。莫澤爾攻擊劇中交換伴侶的情節和對女人的取笑，說這是憤世嫉俗，但又說莫紮特的音樂把這等素材提升為高貴而偉大的東西。[153]康拉德的論述頗為不同。他承認達·蓬特的技巧有弱點，也贊揚莫紮特音樂的品質和靈感；他把問題更多地歸咎於約瑟夫二世統治末期那普遍腐化的文化氛圍：

這些牽線木偶角色之所以沒有任何真實而深刻的生命力，原因甚至主要不在達·蓬特詩藝中的欠缺，而在那據說能讓這些角色動起來的、莫紮特無從賦予其更深價值的洛可可精神。[154]

如果說納粹評論家能從故紙堆裏挖出大量批判性證據來支撐他們的論點，即達·蓬特對《女人心》劇本的粗制濫造，那莫紮特和他合作的另外兩部歌劇就很難這麽說了。因此，他們的策略就變成淡化他對這兩部傑作所作貢獻的重要性。批評家赫伯特·蓋裏克強烈贊同這種策略。他認為莫紮特的劇本作者“不過是個下級”，還補充道，“達·蓬特這個猶太人在莫紮特《唐·喬萬尼》或《女人心》的誕生過程中所進行的合作終究是不重要的……因為不光音樂，連劇本也帶著莫紮特精神的封印”。[155]莫紮特學者羅蘭·騰舍爾特同意蓋裏克的評價。在他1941年的著作《莫紮特：為了歌劇的一生》（Mozart：Ein Leben für die Oper）中有一章題為“莫紮特和他的劇本作者”，騰舍爾特在其中只有一次勉為其難地提到達·蓬特這個名字，還只是在引述歌德對《唐·喬萬尼》的終生癡迷時——歌德非常欽佩《唐·喬萬尼》，“盡管它的劇本是達·蓬特寫的”[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