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影視那些事

一

1977年我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電影制片廠；1988年底調到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2002年調到北京語言大學至今。雖已身在大學快15年了，卻並沒完全地不再關注中國之電影和電視劇事業的發展趨勢——在大學講文學現象時，往往也講到影視現象。不論本科生還是碩士生，畢業論文選擇中國影視研究方向的不少。

1980年起，中國電影業開始了“文革”後的“復蘇”時期，大師雲集，有一千幾百名員工號稱中國電影業“龍頭老大”的北京電影制片廠，十年內最多時也就年度完成十二三部電影而已。

“復蘇”時期有過樂觀情況——當年任何一部新電影都要向關系單位贈送關系票，廠內各部門往往因分到的關系票多少產生意見，皆抱怨本部門的關系票不夠贈送。

二

20世紀80年代從始至終，舉凡一切認為文學藝術應肩負起推動社會進步之責任的小說家、報告文學作家、詩人，電影或戲劇編導幾乎都近於本能地涉及過“反思”題材，根本不曾涉及的肯定是少數。

都剛剛經歷過“文革”，耳聞目睹使人悲令人怒的事林林總總，完全不想形成文學藝術化的作品，實在違反本能。

然“反思”深了，呈現失當，便會被批判為“缺德派”淪為鏢靶，遭“歌德派”圍剿。

文化藝術監管部門的同志也每每惱火，認為“缺德派”甚不懂事，不安生。

若一切文化藝術門類的反思與批判蔚然成風，遙相呼應，對於當時遍體鱗傷的中國後果注定嚴峻。

故“守門員”們認為自己更加責任重大。

兩類不同的責任動物，都覺得對方是最不可愛的人。

而政治人士們，則認為“反思”這個忙文學藝術家們已幫到位了，再一意孤行就是成心搗亂；他們急欲排除幹擾做更要緊的事。

整個80年代，因為電影的受眾面大，審查尤其嚴格，比之於文學，可圈可點的作品自然更為有限。

80年代末，我讀過一位與我算是“同一茬”的作家的創作談，對其中一段印象深刻——“不用誰來限制了，對於以文學的方式載超負荷的政治反思，我真的已經累了——我要對責任感說抱歉了！”

那一種累，搞電影的人更有體會。

並且，到了80年代末，“反思”雖仍表淺（或也正由於表淺），但是普遍的中國人，已都希望文學藝術快來關注現實了。

故中國電影總體上與“反思”說“拜拜”，開始了現實題材的“開發”熱。

三

然而從20世紀90年代起，中國電影的頹勢一年甚於一年。

首先是由於電視機的普及，電視節目開始多樣化以及電影院的普遍老舊——除非口碑甚佳的電影，否則人們不能對自己給出不坐在家裏看電視而偏去離家不近甚至挺遠的電影院看一場各方面都很尋常的電影的理由。

並且，90年代之青年，大抵是70年代人和60年代人中的小字輩。在他們的成長階段，人與書的親情是主要的文化現象。他們中喜歡讀書的人多，而這樣的人，是不太會成為追星族的。即使有追星傾向，也不怎麽會因而便非看某電影明星主演的電影。

90年代的中國，經濟現狀疲軟，上班族已多年沒漲工資，物價卻在不斷地漲，人們普遍缺乏進電影院的好心情——倒是電視節目主持人們，比電影明星們更易於快速成名。某些新生代電影演員，往往也是由於主演電視劇而躥紅的。

各電影制片廠也有自身的困境——退休人員越來越多，包袱越來越重，電影題材越來越窄。與人們對電影水平的要求提高了相反，用一二百萬拍出讓人們覺得不看很遺憾的電影越來越難。而一二百萬卻是較高投資，兒童電影的成本基本控制在五十萬以內。

美國電影正是在那一時期開始在中國電影市場獨占鰲頭的——有好電影，也有垃圾片，如《第一滴血》之類。

90年代是出版業的黃金時代，不少出版商因而成為最先買了私家車甚至好車的人，當年帕薩特算是很好的車了。

90年代也是電視明星和歌星笑星的黃金年代。

90年代的中國電影陷入了最低谷，幾乎只有張藝謀一枝獨秀——因為他在題材上的另辟蹊徑。

四

2000年中國電影業開始體制改革——不改不行了，死路一條。一改，廠實際上就沒了，變成公司了。許多電影人失業了，不發給工資了，還要交勞務管理費。不少長影人“流亡”到北京來了，成了拍電視劇的主力軍。

這對電視劇行業是福音，故2000年以降是電視劇開始繁榮的年代。

2000年以降還是中國工人階級大面積經歷下崗“陣痛”的時期，全社會銀根縮緊。但電影專業人士的加盟，有利於產生一批投資不高口碑較好的電視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