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社會革命的宣傳與實踐（第3/4頁）

應該說，這確實說到了問題的要害。

蘇區對宗教和民間傳統信仰習俗采取嚴厲的態度。《憲法大綱》規定：“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蘇維埃國家的任何保護和供給費用，一切蘇維埃公民有反宗教的宣傳的自由。”[166]僧侶在蘇區和官僚、地主、豪紳一起，被列入“反革命分子”行列。不過，蘇維埃政權打擊宗教主要指向的還是組織完整、被認為具有侵略性的西方教會，對中國傳統佛、道和民間信仰相對較為寬松。包括和尚、道士以及一些介於宗教和民間信仰活動之間的人士，中共將其定位為遊民，屬於改造對象，被限制轉業，不在被清除的反革命之列。根據毛澤東1933年底的調查，“菩薩廟宇、僧尼道士、算命瞎子等，都成了過去的陳跡，現在是都改業了”。[167]

然而，綿延千年的民間信仰活動，短短幾年時間想要完全禁絕談何容易。江西、福建都是民間信仰色彩濃厚地區，江西1930年代的統計，23縣中就有寺廟3915所。[168]福建40縣同期有寺廟2607所。[169]贛南、閩西地處山區，民間信仰空氣更為濃厚，神佛相當程度上充當著民眾應對災變、祈求保護精神支柱的作用，生命力之強非武力和政治宣傳所能及。毛澤東在興國長岡的調查注意到：“去年以來，老婆太敬神（裝香供飯、求神拜佛）的完全沒有了，但‘叫魂’的每村還有個把兩個……但有些老婆太，雖不敢公開敬神，心裏還是信神，這些人多屬沒有兒子的。”[170]毛的調查是在工作先進的地區展開的，農村的實際狀況可能比這還要嚴重。湘贛蘇區反映：“封建迷信可說大部分打破了，但各縣的婦女一遇疾病發生則求神拜佛呼魂的怪象。”[171]蓮花縣在革命開展數年後發現：“封建迷信的殘余，非但不能破除反而逐漸的恢復了……群眾對這個問題信得非常濃厚。”[172]

民間信仰旺盛的比較典型案例是瑞金壬田的祭拜觀音事件。根據《紅色中華》報道，1933年11月22日，壬田區竹塘鄉草鞋坪一塊白石崩下，巖石崩裂處湧出一股山水，由此被一般信眾說成是觀音太太，引起鄉民祭拜，乃至“我們隊伍中一些同志，竟也迷信‘觀音’，去燒香頂拜”。[173]短時間內，消息迅速傳開，祭拜者絡繹不絕，有人還裝扮仙童，出賣神簽，募捐修廟：“壬田嶺子腦地方一個屋子裏只有二十多家，一下子就募了四十余塊錢。並吸引石城會昌等地的落後群眾來朝香，一時轟動遠近……許多群眾成群結隊的前去朝香。”“隘前區蘇主席也騎馬去拜‘觀音太太’，合龍區和雲集區的裁判部長也放棄了自己的責任去燒香，還有洋溪鄉的鄉蘇主席，帶了二十多個兒童團員前去朝拜”。[174]壬田離瑞金城不遠，堪稱中央蘇區的中心區，一旦有“靈異”現象出現，朝拜者仍然難以遏制，可見傳統習俗信仰在民間紮根之深。在濃重的習俗觀念影響下，即使是表現比較先進的青年人也“還有不少信菩薩的”。[175]

有意思的是，對蘇區傳統信仰習俗禁而不絕的局面，國民黨人也有評論，楊永泰在國民黨軍占領廣昌後發現：

土地廟本是一種迷信的東西，在我們革命勢力之下，看見了這個東西，還要勸導一般愚民不可迷信，有些地方黨部，激烈一點，便領住些人去打倒他。可是我在廣昌黎川經過的地方，看見土地廟土地牌，和香爐存在的就很不少。到處死了人還是化紙錢燒香。聽說廣昌戰後，錫箔紙錢香燭，就是一宗很好的生意，和久缺的鹽米一樣的需要。黎川還有一座扶乩的菩薩廟，香火從來很盛，偶像陳列得很多，此次經我們收復之後，才把他的偶像搬開去。[176]

應該說，楊永泰的批評當非杜撰，不過客觀來看，這並不能算是忠厚之言。社會改革之功需要一點一滴持續不斷地努力，不是單純政治力量的推動就可以一勞永逸的，對於中國長期的習俗傳統，任何畢其功於一役的做法都未免冒進，何況民間信仰還有其更深的社會和心理原因。事實上，後來中共對這一點也有認識，1940年代末，中共在談到這一問題時就指出：

在農民迷信未打破以前，燒神像與佛堂，只有引起農民反感，給反動派以挑撥機會，此外一點好處也沒有。過去大革命時期與土地革命時期燒神運動所引起的惡果，今天再不要重復他。今天對農民根本不要提打破迷信問題，提出來農民是不會接受的，何必多此一舉？要到什麽時候才可以宣傳呢？要到農民得到土地，工人生活改善以後，才可以拿事實去教育農民，告訴他們：“菩薩是不會幫助我們得到土地的，什麽壞八字，命不好，都是地主欺騙蒙蔽我們的。”只有在這個時候，用這種說法去教育農民，農民才會接受。但就在此時，也不要叫農民不去敬神，只告訴他們不必多花錢就夠了。總而言之，這些問題今天對革命尚不是重要問題，不必強調他，自找麻煩。[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