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宣傳功能下的教育和文化

中央蘇區所在的江西、福建在全國都不屬於教育發達地區，以江西為例，該省1930年代全省縣教育經費尚不及江蘇兩個大縣教育經費之和。1929年的數據顯示，江西兒童入學率在全國居第26位，初等教育經費居第18位，每人負擔初等教育經費比居第25位，均在全國平均線以下。[107]贛南、閩西在兩省中又都屬於偏僻、貧窮地區，教育基礎更差。

在中共的革命話語中，蘇維埃革命不僅是一場武裝革命、政治革命，同時還是一場思想革命、社會革命，因此，對群眾宣傳革命理念，改變蘇區民眾教育文化落後狀況，是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中共對宣傳鼓動向來十分重視，曾任粵軍香翰屏部參謀的李一之深入觀察中共宣傳活動後發現：“全部紅軍有整個的宣傳計劃，各部隊紅軍皆能取一致之步調，同一之意思，劃一之口號標語以為宣傳。”“共匪所至，字跡不拘大小優劣，必在墻壁遍塗標語，或標貼文字宣傳，五花八門，不一而足，至其對俘虜對民眾等亦能盡量宣傳”。[108]中共的宣傳有的放矢，用心縝密，陳毅曾舉例加以說明：“比如紅軍標語打倒土豪劣紳這樣寫的時候很少，因為太空洞而不具體，我們必需先調查當地某幾個人是群眾最恨的，調查以後則寫標語時就要成為打倒土豪劣紳某某等，這個口號無論如何不浮泛，引起群眾深的認識。”[109]

標語口號簡單直接，明白易懂，視聽沖擊強烈，對文化水平不高人群宣傳效果好。曾被紅軍監禁的外國傳教士回憶：“他們所到之處，大寫標語，紅的、白的、藍的，一個個方塊字格外醒目……這些標語都是由宣傳班寫成的，這些人走到哪兒總是帶著一桶漆，凡是能寫字的地方，顯眼的地方，他們都寫大標語。”[110]國民黨軍占領後進入蘇區的調查人員也發現，紅軍標語“滿坑滿谷，隨處可見。而國軍到時，則每於標語相當之處，塗改數字，以為國軍之宣傳焉”。[111]一個是書寫不厭其煩，一個是塗抹都敷衍了事，國共兩黨宣傳、辦事用心程度的差異，於此真是昭然若揭。

在蘇區內部，中共更將宣傳和教育相結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中華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受教育的權利為目的，在所能做到的範圍內，開始實施完全免費的普及教育；積極引導青年勞動群眾參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發展新的社會力量。《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宣言》宣示：一切工農勞苦群眾及其子弟，有享受國家免費教育之權。教育之權歸蘇維埃掌管，“政權組織教育機關與宗教事業絕對分開”。

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前後，中共對文化教育的重視不減。1933年4月，中央教育部發布第一號訓令《目前的教育任務》，指出蘇區文化教育的任務，是用教育與學習的方法，啟發群眾的階級覺悟，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與政治水平，打破舊思想舊習慣的傳統，以深入思想鬥爭和階級鬥爭，參加蘇維埃各方面的建設。同年7月，中央教育部發布訓令，強調：“在國內戰爭環境中，蘇區文化教育不應是和平的建設事業，恰恰相反，文化教育應成為戰爭動員中一個不可少的力量，提高廣大群眾的政治文化水平，吸引廣大群眾積極參加一切戰爭動員工作，這是目前文化教育建設的戰鬥任務。”[112]1934年1月，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提出蘇維埃文化教育建設的中心任務：厲行全部的義務教育，發展廣泛的社會教育，努力掃除文盲，創造大批領導鬥爭的高級幹部。

中共在教育方面的努力，頗令蔣介石折服，他不無心儀地談道：

匪區裏面最緊張的，就是教育！最有紀律的，就是教育！最有精神的，也就是教育！而我們現在各地方的情形卻不然，比方崇仁地方，所有的高小學校就完全停下來了，土匪他們什麽經費可以少，教育經費一定要籌到，我們卻反而要常常拿教育經費來做旁的用。[113]

不過，如果深入觀察中共在教育方面的作為，可以發現，蔣這段話其實並未真正發現問題的關鍵，蘇區在教育上的投入經費並不像其想象的那樣多。湘贛蘇區1932年9月至1933年8月一年中，共支出252612元，其中用於教育的經費為275元，只占總支出的1‰強。[114]就這一點而言，遠遠無法和同時期國民政府3%左右的教育支出相比。中共開展教育的主要思路是利用民間力量、民間財力辦教育，學校經費“原則上或由學生自納，或由人民捐款”。同時大力提倡因地制宜、節省辦學：“黑板常利用祠堂、廟宇之牌匾，加以刨平，塗以光油；或即就壁上刷黑一塊。燈油粉筆，由學生自備。”[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