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宣傳功能下的教育和文化（第2/3頁）

因為教育的目標更多是立足於現實的思想宣傳，中共對教育普及的重視遠超過正規的漸進教育。在當時背景下，加強基礎教育是迅速提高蘇區人民文化水平相對現實可行的道路，因此，小學教育最受中共重視，蘇區實施的五年義務教育以推廣小學教育為目標。1933年10月，中央文化教育建設大會特別對教育部門在小學教育上的失誤提出批評，認為其“對於組織小學教員的問題上，沒有系統的工作”，[116]要求進一步加強對小學教育的管理、發展。為穩定、發展小學教育，1934年2月16日臨時中央政府頒布《小學教員優待條例》，明文規定小學教員的生活費與當地政府工作人員同等，並同樣享受群眾幫助耕田和減納土地稅、免費治病等待遇；城市沒有分田的小學教員，可給以其他物質上的幫助或資助其家屬；小學教員每年給獎一次，連續取得第一等獎金兩次者，按年增加原有獎金十分之二至十分之三。通過蘇維埃政權的努力，中央蘇區小學教育發展相當迅速。1933年底，江西、福建、粵贛3省的2931個鄉中，設有列寧小學3052所，學生89710人，學齡兒童的多數進入小學讀書，興國兒童入學率達到60%。[117]紅軍離開蘇區後，1935年，由國民政府福建教育廳組織的視察注意到：“勞動小學，長汀一縣，有三百余所。在小學課程，更注意課外活動，其目的都是注重關於守哨、偵探、放哨等工作。”[118]

和重視小學教育的出發點一樣，為提高蘇區民眾文化水平，加強宣傳效果，在文盲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蘇區開展社會教育勢在必行。1933年底，蘇區共設有夜校6462所，受教成人達94517人，尤其是“婦女群眾要求教育的熱烈，實為從來所未見”。[119]掃除文盲成為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各鄉均要求組織識字團，由文化委員負責，“編十人一小組，設組長一人，三日召集組長前來教以三二個字，再由組長教各團員，並寫字繪圖在黑板或大紙上布置在通衢大道”。[120]據興國高興圩黃嶺鄉報告，該鄉設有教育委員會，“教育委員會之下有識字班——全鄉九十多班，四五人組一班，十六歲到四十五歲的男女都加入”，通過努力，“現在七歲以上的男女都識得字”。[121]同時，各地廣泛設立俱樂部、書報社，“各鄉至少要組織一個，樂器向民間搜集及政府購辦，大村莊盡可能訂新報，其油火由政府供給”。[122]在蘇區工作中走在前面的興國，“全縣列寧小學有四百八十余所，夜校一千余所。經過這些文化機關，連續不斷的提高著群眾的政治文化水平，教育著廣泛的文盲的勞苦工農，所以興國群眾對於革命的認識比較的更深刻，對於鬥爭的參加也比較的更勇敢更堅決了……現在黨團員占全人口百分之一十以上，並且建立了強有力的代表制”。[123]根據國民黨方面收復蘇區後的調查：

每一偽鄉政府之文化部，必到處設有識字牌，每日書有宣傳性或麻醉性之語句強迫附近民眾，無論男女老幼務必前往認識並通曉其語意而後止。故當該縣初收復時，試任叩一兒童以“階級鬥爭”、“無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等之意義，彼必能不假思索，對答如流，一如素有研究者然。土匪亦往往設立學校（如列寧小學等），但設備簡陋，有黑板一方（且有時即利匾額改制）即可開設，桌椅粉筆等，均由學生自備，教師僅稍識之無者，即可充任。授課時間無一定，輒利用為匪軍服役之余暇以為之（如放哨偵探等，土匪時利用兒童擔任），有時晚間也須上課。[124]

蘇區教育注重通俗易懂，如當時小學一年級的語文教材為《三字經》，第一頁就是：“天地間，人最靈。創造者，工農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鳴。”[125]其非常簡明地傳遞出階級觀念、男女平權和反抗意識。在湘贛蘇區，“無論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國際歌，少先歌……及各種革命歌曲，尤其是階級意識的強，無論三歲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階級，打倒帝國主義，擁護蘇維埃及擁護共產黨的主張，幾乎成了每個群眾的口頭禪”。[126]對蘇區普遍的群眾教育，國民黨方面評判：

匪黨之所謂“文化教育”、“提高工農群眾文化水平”，其麻醉力量較任何宣傳煽惑為尤大。蓋以邪說灌輸腦海之中，改造群眾之心理，潛形默化，卒至相率盲從，日趨危途，甘受欺騙而不自覺。嘗觀匪列寧室墻報處之“識字競賽”，其進步之程度與麻醉之力量，殊可驚異。[127]

中共在教育上取得的成效，當年多種材料均有反映。據福建上杭才溪區的調查，1934年1月，全區8782人中，除小孩外有6400余人，能看《鬥爭》的約有8%，能看《紅色中華》與寫淺白信的約有6%，能看路條與打條子的約有8%，能識50至100字的約占30%，完全不識字的只有10%。[128]在一個文盲占90%以上的鄉村地區，短時期內取得這樣的成績實屬不易，任職於國民黨中央的王子壯當年曾在日記中寫道：“今晨在黨部黃君禹同志考察江西匪區歸來談在彼所見雲：匪區民眾教育的確較普通發達，人民知識程度以高數載。赤匪占據數載而能維持者，悉在組織民眾之作用發揮盡致。”[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