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宣傳功能下的教育和文化（第3/3頁）

中共對教育的高度重視，既為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打破專制政治的愚民統治，也是為了正面宣傳中共的政治理念，加深民眾對共產主義的理解。因此，中共的教育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采用的方法也是多種多樣。紅色歌謠就是中共潛移默化影響民眾思想的一個重要方法：“仿鄉村最通俗的曲調，作成最淺近的歌文，散發各鄉村告農民婦女小孩們去唱。”[130]“常仿民歌山曲，將其所需要，用以麻醉人民者編為教科書、宣傳品，迫令婦女兒童，持誦成熟。”[131]如《十罵反革命》、《十罵國民黨》以及《十罵蔣介石》等歌曲在蘇區被廣泛傳唱。在此背景下，蘇區教育的實用性、宣傳性要重於基本知識的輸送，教育界主張的“十年樹人的計劃”就被批評為：“離開了當前的革命需要而從事和平的建設傾向，是目前文化教育工作主要的錯誤。”[132]

蘇區教育重視現實功用的傾向，和其處身環境的不確定性大有關聯，雖然中共成立了蘇維埃中央政府，但畢竟宣傳意義遠大於實際，還不可能與南京政府全面抗衡。在自身無法準確把握未來時，某種程度上的短期行為應可理解。而且，在資源短缺的戰爭背景下，蘇區教師缺乏，經費短少，“每個教師三元夥食費還不可得，而中央政府頒布了對教員的待遇的條例，各縣限於經濟而不能實施”。[133]在這樣的艱難環境下，蘇區教育文化方面的成績已實屬難得，無法過於苛求。

需要提出討論的仍然是蘇區的知識分子政策。發展蘇區的文化教育，必須依靠知識分子，但如同中共黨內知識分子遭遇洗刷一樣，蘇區內的知識分子群體處境一度也不容樂觀。張國燾在其主持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就明確表示：“工農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錯誤黨可以原諒三分，倘是知識分子犯了錯誤，就要加重三分。”[134]中央蘇區雖然話沒有說得這麽直白，但基本處理方法大同小異。張聞天所說的“吃知識分子”[135]的現象普遍存在。與此相關，當國民黨軍進攻蘇區時，教育界反水現象相當嚴重：“廣昌縣教育部長雷德勝，在敵人還沒有來到的時候，就實行叛變逃到白區。接著，城市區的教育部長、甘竹區的教育部長、長生區的正副部長都反水了。而且城市區的教員等有十多人投降敵人”。[136]國民黨方面一份關於江西各地在反抗革命中殞命人士材料顯示，在所列65人中，鄉村知識分子達35人，超過半數；35人中受過小學教育者10人，中學（含師範等中等專業教育）24人，大學預科1人；從職業上看，主要是兩大類，一為教育，有12人是縣教育局長、中小學校長和教員，一為政治，15人為縣區黨部人員。[137]勝利縣1932年8月在押犯人621人中，腐朽文人達312人，占總數的50%多。其他包括豪紳地主90人，富農62人，流氓33人，中農33人，貧農88人，工人6人。[138]這些數據顯示出知識分子與蘇維埃政權間存在相當距離，而這難免會對蘇區的文化教育構成消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