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社會革命的宣傳與實踐（第2/4頁）

蘇區社會革命以掃蕩社會陋習為職志，在這方面，禁煙運動的成就相當突出。近代以來，鴉片是危害中國社會的一個毒瘤，南京政府雖然宣稱要禁絕鴉片，但實際是禁而不絕，禁煙成為其征稅的一種手段。蘇區禁煙可謂雷厲風行，對栽種和吸食煙毒者都規定了嚴厲的懲處措施，並定期展開檢查。江西省蘇1932年11月報告，在所調查的9個縣中，寧都、公略、尋烏無專項調查，其余6縣都未發現鴉片栽種情況。興國、贛縣、寧都、永豐、尋烏、安遠、萬太、公略等地發現少量吸食鴉片者，其中贛縣情況比較嚴重，“吃煙賭博者不少，每月少隊所捉的三十多起”。[152]可見，經過中共的努力，在短時期內蘇區已經做到基本禁絕鴉片種植，吸食鴉片者大幅減少，殘余者也不斷采取措施強制戒絕。

由於鴉片吸食後易上癮，種植鴉片又有經濟利益，禁絕鴉片的困難非比尋常，中央蘇區為禁絕鴉片，不僅建設並投入警力禁煙抓賭，同時利用少先隊等群眾組織抓捕癮君子強制戒煙，經常性的檢查也堅持不懈，防止煙毒重新泛濫。1932年底，各地在禁絕鴉片活動中發現勝利、寧都、於都、興國、石城等縣尚有人栽種鴉片，相關各縣對此均予以處理：勝利縣“進行以政治的鼓動和鴉片惡毒，深入到鄉村中去宣傳群眾、解釋群眾、發動群眾的鬥爭，把遺下未鏟的鴉片，連根鏟絕”；[153]石城縣“鴉片煙正在開始鏟除”。[154]各級機關派出的巡視員將煙毒列入巡視對象，長生視察於都、勝利兩縣後就提出報告：“古龍崗、馬鞍石一帶還有種鴉片的，黨與政府亦未注意這一工作”。[155]通過中共持續不斷的努力，雖然在蘇區內部煙毒不可能完全禁絕，如當時報告提到：蘇維埃幹部中吸食鴉片者就有人在，福建團組織發現“上杭、長汀、新泉都有區委負責人偷吃的現象……省委幾位十七歲的老人家（原文如此——引者注）也同樣吃的”，[156]永新也有“少數黨員吸大煙賭錢”，[157]但在整個中國煙毒泛濫的背景下，蘇區能夠在短時期內使種植和吸食鴉片者成為過街老鼠，其禁絕鴉片的決心與社會改造的能力，不能不讓人刮目相看。

在艱難的條件下，中共通過社會運動的形式盡力改善蘇區的衛生狀況。贛南、閩西醫療衛生落後，蘇維埃革命前，農民一般病痛多依靠草藥治療。由於醫療條件落後，加之缺乏衛生習慣，常有疫病流行，每年因疫病導致死亡的人口都不在少數：“疾病是蘇區中一大仇敵，因為它減弱我們的革命力量。”[158]蘇維埃政權成立後，注意宣傳衛生清潔，著力改善公共衛生，興國縣長岡鄉將居民按住所接近，七八家左右編為一個衛生班，設班長，負責清潔衛生。規定五天大掃除一次，使衛生狀況大有改觀。同時政府加強醫療管理，設立公共看病所，“由政府雇請醫生，看病不收診費，但藥須在該醫生藥店購買。規定醫生看病費五裏以內紅包一毛半，每加五裏加小洋一毛”。[159]1934年春夏，即使在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緊張時期，各級政權仍大力開展衛生防疫活動，陳誠在占領石城後發現：“石城一切尚好，較之非匪區尤覺整齊清潔。土匪精神實可令人敬佩。”[160]這應該是由衷之言。

由於時間短暫，加上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前後蘇區社會政治經濟狀況的惡化，中共中央指導中的教條傾向，蘇區社會改革中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以宣傳言，一般來看，像遊藝晚會、俱樂部這樣寓教於樂的宣傳形式往往較能為民眾所接受，而一些民眾難有切身感受的活動及與群眾利益不發生直接關系的組織則無法深入民心。如當時為動員民眾，蘇區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各種群眾組織，但效用並不顯著：“反帝同盟擁蘇大同盟及青年部等革命群眾團體的名目太多，每人有十余種組織可加入。下層同志確聽到頭暈，找頭緒找不到。因此這些組織不能健全起來而是一種空招牌。”[161]1932年底，寧化“全縣成立了縣工會籌備處、雇農工會、‘反帝’、‘擁蘇’、‘互濟’等，但組織有的只有一個名，負責人沒有，工作更沒有”。[162]尤其當缺乏實質內容的會議不斷增多時，民眾更會產生厭煩心理：“群眾大會開多了，群眾不願意到會，且厭惡起來。”[163]各項工作均走在前列的興國也報告，在寧都暴動紀念大會中，雖然各級部門大力宣傳，但“各鄉到會的人數及群眾的表現沒有很充分的熱情”。[164]這些問題，在國民黨方面的報告中也可看到，李一之列舉了中共宣傳的一些弱點：

一、文字宣傳，詞義艱深，民眾無由領會：除標語外，其余各種傳單告民眾書等，無不千篇一律，長篇大論有如前代八股，宣傳效力，直等於零。二、不分時間空間一律施用不能適合環境：如在民族主義高潮中而高呼“武裝擁護蘇聯”，適足引起愛國民眾之反感；在農村而高呼“工人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工人增加工資”，不啻無的放矢。[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