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央蘇區的政權（第3/7頁）

蘇維埃政權成立後，中共著力建設一個人民性政權。蘇維埃政權沿襲蘇俄的體制和經驗，實行代表會議制度，中華蘇維埃工農兵代表大會及其中央執行委員會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最高政權機關。中央人民委員會為國家行政機關，負責處理國家的日常政務。蘇區居民凡年滿18歲者，都有權“直接派代表參加各級工農兵蘇維埃的大會，討論和決定一切國家的地方的政治任務”，對蘇維埃政權機關工作人員享有選舉、監督、罷免和撤換權。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地方政權，實行“議行合一”制。蘇維埃政府基層政權分縣、區、鄉三級，通過選舉產生。省、縣、區蘇維埃政府，均設立與中央政權相應的人員和辦事機構。鄉蘇維埃政府機構較簡單，但一般都設有各種經常和臨時的委員會，如擴紅、土地委員會等，在一些工作先進的鄉，如長岡鄉的常設委員會多達12個，包括擴大紅軍、土地、山林、建設、水利、橋梁、國有財產、倉庫保管、沒收、教育、衛生、防空防毒委員會等，這些委員會有許多一直設立到村，鄉委員會的委員多由各村相關委員會主任代表組成，各村的工作可通過各委員會得到有效溝通。對此，毛澤東十分贊賞，認為：

鄉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組織與領導成為極應注意的問題。將鄉的全境劃分為若幹村，依靠於民眾自己的鄉蘇代表及村的委員會與民眾團體在村的堅強的領導，使全村民眾像網一樣組織於蘇維埃之下，去執行蘇維埃的一切工作任務，這是蘇維埃制度優勝於歷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顯的一個地方。[72]

村代表制度使蘇維埃政權的觸角有效深入到村一級，雖然傳統的保甲制度也具有這一功能，但村代表制度網羅的人員、領域、層級都遠較保甲寬廣，加上中共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使政權效能發揮相當充分：“他的命令，是如水之流下，由區鄉政府，而黨員，而直達群眾。黨員向群眾傳達命令的方式，對農則在田野，對工則在工廠，對商則在市廛。”[73]毛澤東所談到的這樣一種狀況，在瑞金武陽區石水鄉春耕動員中有十分具體的體現：

（1）動員的開始：鄉蘇主席參加區蘇討論春耕的會議回去以後，連同區蘇、區委派去的指導員，首先開了黨團員大會，隨即開了鄉蘇代表會，接著開了貧農團大會，最後開了婦女代表會，赤衛軍、少先隊、兒童團下操時，都著重講說了春耕。鄉蘇和婦女代表會都組織了宣傳隊，男女兩宣傳隊均有宣傳員三人（三村每村一人），隊長一人，都作了春耕的宣傳，貼了標語。這樣就在全鄉開始造成了春耕的熱烈空氣，大家曉得春耕的意義、目的、計劃與進行的方法了。

（2）鄉代表會的領導：鄉代表會起了極大的領導作用。71個代表（內有婦女13人）分在三個村中，每人對其選民60人（工人、雇農的少一些）負起春耕領導之責，每十天鄉代表會開會，報告各村狀況，討論新的辦法。

（3）貧農團的領導：這裏的貧農團有500多人，共有52個小組，每組8人至12人不等，分在三村，每村一個幹事會。全鄉一個總的幹事會。領導春耕的方式：每五天各小組開會一次，每十天三村貧農團各自開會一次，每月開全鄉貧農團大會一次。

（4）婦女代表會的領導：全鄉96個婦女代表，選舉主席團7人。每5天由各個代表召集所屬婦女開會一次，每10天全鄉婦女代表會一次。本鄉婦女（全區亦然）在生產中占了極重要的地位，她們除了犁田、耙田、蒔田之外，什麽事都會做，鏟革皮，割鹵萁，開塘泥，開糞下田，作田塍、田坎，修陂圳，犁田時散糞砍菜子，耘田、巡水，種雜糧、蔬菜，樣樣都會。她們的勞動占了全鄉生產勞動的50%以上，在武陽區犁田、耙田、蒔田也有少數婦女會做，她們正在學習，使多數人都會做。

（5）兒童在春耕中：由於兒童團的動員，他們在鏟草皮、看牛子、撿狗糞。他們規定三個月內每人撿100斤狗糞給紅軍公田，100斤給紅軍家屬，100斤給自己，撿來了過秤，載在他們的比賽條約。

（6）黨對春耕：黨在春耕中起了極強的總的領導作用。全鄉有黨員150多，團員70多。1個總支（幹事會11人），三村每村1個分支（幹事會3人至5人）。為了春耕，5天開一次小組會，半個月一次分支會，一月開一次總支大會。

（7）耕田隊：男子耕田隊全鄉1個大隊，有大隊長，隊員520多人。分為4個分隊，第一村人口800多，1個耕田分隊，第二村人口1200多，2個耕田分隊，第三村人口700多，1個耕田分隊，每分隊隊員100多人，有分隊長，下分小組，每組5人至10多人不等。女子耕田隊400多人，組織與男子隊同。男女耕田隊共約千人，是專為耕種紅軍公田與幫助紅軍家屬、蘇維埃工作人員耕田而組織的，他們吃了自己的飯去耕，耕的特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