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央蘇區的政權（第2/7頁）

地方工作現建立了五個支部，開了一個群眾大會，選舉了區革命委員會，為羅坊區，共有六個鄉政府，分配土地，沒收豪紳地主財產，現進行調查與分配工作，遊擊隊的組織現還未弄好，不過受著我們之宣傳，今已開始自動性了。工作團留了幾個同志在羅坊負責，近日有可能的組織好，才能夠鞏固羅坊一帶政權，使我們向前發展，減少一切困難。[65]

因此，中央蘇區一開始就具有強烈的軍事推進特征，這種軍事力量對政治和社會的主導作用，是觀察蘇維埃運動須臾不可忘卻的基本背景。即使到1934年蘇區已經歷空前發展時期後，張聞天仍然承認：

我們已經不止一次聽到這樣的話，說我們應該反對依靠大紅軍的觀點，似乎大紅軍一走就什麽工作冒〔冇〕辦法的觀點。但是這種反對，只有當我們真正能組織群眾的武裝鬥爭時才有意義，沒有大紅軍，又沒有群眾的武裝組織的依靠，而想在刀團匪騷擾的區域，建立一個空洞的蘇維埃機關，這種機關顯然經不起刀團匪的一次截擊就會完全坍台的。[66]

由於紅軍的絕對強勢地位，初期蘇維埃政權本身反而相對較為薄弱。來自中共內部的報告指出：“許多蘇維埃政權，不但不能為群眾謀利益還要壓迫群眾，群眾不認識蘇維埃是自己的政權，不敢批評政府監督政府，所以這個政權還是脫離群眾。”[67]“因為蘇維埃負責人脫離群眾命令群眾，在敵進攻時只顧自己逃命或瓜分公家金錢，群眾沒有分，不管群眾的生死，所以永陽鄉蘇要夥夫也要捉來，全區民眾無論一個什麽行動，十分之九要捉群眾，會議也不到，對紅白軍的認識無甚分別。”[68]一些倉促成立的政權領導不力、幹部不足、組織經驗缺乏、政府機關人員缺乏為群眾服務的意識，因此組織不正規、工作中的隨意性等問題尚普遍存在。當時報章記載：

從康都到黎川，有43個挑夫，走到中途，有些哭起來了。後來調查結果，內中有一個年紀已68歲，有一個63歲，一個61歲、56歲，到60歲的有4個，14歲的小孩，也有一個。問他們大家回答說：“我們洛口清太鄉蘇維埃，總是壓迫人，派公事不公平，壯年人偏不派，硬要派我們這些老人，鄉蘇羅主席、賴秘書，總是打人。他們威風很大，拿到政府內就打屁股！還有一個姓丘的現當赤衛隊長，他過去當過兵，非常惡，專門打人……羅主席穿得很好，專偷別人的老婆。”此外水南也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就是有一個挑夫因為不肯走，就要把他拿去槍斃。[69]

從當時材料反映的事實看，這樣的事例並不罕見：“大多數的政府，群眾並不認識為他們自己的政府，認為不過如象反動統治過去設的什麽一樣，有什麽糾紛即到政府裏去解決。有些群眾實際叫政府為局，如我經過安福的桑田，我問農民政府設在什麽地方，他不懂，結果他答復我是‘局’設在某處才帶我去”。[70]

政府的軟弱狀況，還緣於當時軍事緊張的實際形勢。蘇區建設初期，紅軍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主要精力理所當然放在軍事上，而紅軍主力又不斷處於運動開辟、保衛根據地的狀態，難以在一個固定地區長期指導地方工作，這使主要依靠紅軍開辟、發展、鞏固根據地的蘇維埃政權基礎先天不足。共產國際遠東局曾引述江西蘇維埃政府主席胡海1930年的說法：“該同志動身來上海（9月29日）之前，我們紅軍的指揮人員（毛澤東、彭德懷）與政府沒有任何聯系。政府是一回事，軍隊是另一回事。毛澤東對政府工作幾乎不感興趣。”由於此時毛澤東領導的總前委和贛西南地方政權在許多問題上存在分歧，不排除這一報告有刻意誇大的成分，但其反映的軍隊和地方溝通不暢的問題當非捏造。因此，共產國際遠東局明確建議中共中央：“應該使毛澤東不僅對軍隊的狀況和行動負有責任，而且還要讓他參加政府並對政府的工作負有部分責任。應該任命他為政府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71]

隨著中共在贛南、閩西控制的逐漸穩固，蘇維埃政權建設開始趨於健全，但政權在整個控制體系內的地位，仍然和傳統政治體制有別。貫穿中央蘇區之始終，蘇維埃政權和軍隊、黨的關系大體處於這樣的框架中：軍隊是基礎、政黨是靈魂、政權是手足。

作為中共的第一次建政嘗試，蘇維埃政權十分強調人民性和民主監督。在肯定階級分化的基礎上，人民民主建設一直是中共孜孜以求的目標。武裝革命早期，中共的這種民主理念主要體現在部隊建設上。中共建軍初期實行的士兵委員會制度，雖然後來由於與黨領導軍的原則有所沖突未能繼續下去，但在當時中共組織力量有限的狀況下，這一高度的軍內民主制度對有效地凝聚部隊力量，改善官兵關系，提高全軍的責任心和戰鬥力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