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政治的青年（第3/19頁）

從歷史社會學角度分析，絕對主義國家有一個政治支柱和一個社會支柱。在歐洲大陸，政治支柱是官僚機構和常備軍，他們是王室武斷征稅的產物，而他們的存在又使王室的進一步武斷征稅成為可能。這一惡性循環（對官僚食稅集團而言是良性循環）終將毀壞社會自治能力，使官僚機構和國家成為同一概念，任何憲法上和政治上的變化都只能改變官僚機構的組織原則和政策方向，因為除此之外已經別無有效的統治方法。在英格蘭，官僚機構和常備軍幾乎不存在（除海軍以外），只有國教會勉強能（部分地）填補這兩者的政治空間。這使17世紀英國的政治沖突與宗教沖突糾纏在一起，也使王室在錢袋子和槍杆子兩大命脈上必須永遠仰面求人。

社會支柱是馬上得天下的封建舊貴族瓦解後，起家於鄉紳地主和富裕市民階級，憑借個人才智、勇氣、勞績，尤其是野心而發跡變泰、幹祿公卿的新人，或者不如直呼為冒險家和暴發戶。在法國，這批人稱為長袍貴族（出身布爾喬亞，以法學家身份入仕，以君主國官僚特別是行政法院為歸宿的新人），也就是孟德斯鳩認為應當為法國國運興隆負責的那個集團[107]。大凡封建制度（The Feudal System）解體，君主專制（Absolutism）代興之際，各國都會不約而同地出現新人崛起、世卿沒落的場面，英國並不特殊。然而這一集團既沒有被統治集團排斥，也沒有被收編為絕對君主廢封建、立郡縣的官僚機構中堅力量，反而相當順利地繼承了與等級君主分庭抗禮的封建舊貴族在國會中和在社會上的勢力；最後竟以市民（Bourgeois）和人民（Populace）當然領袖的身份出場，推翻君主專制；這倒確實是英格蘭獨有的自發秩序生成（Spontaneous Order[108]）。

1603年，蘇格蘭的詹姆斯六世繼承伊麗莎白的王位成為英格蘭的詹姆斯一世時，他面臨的就是這樣一個沒有完成的絕對主義國家。

二、財政危機：光榮的道路一直通向墳墓

海洋使英格蘭不需要常備軍，但列強角逐的大環境仍然（在比歐洲大陸較輕的程度上）對王室財政提出了考驗。亨利八世的財政模式依賴於抄沒而後變賣教會產業獲得的一次性收益，這使他可以暫時不對各階級提出財政要求（也就是說，不必清除英國憲法中的封建殘余——國會、普通法院、自治城市憲章之類，建立只忠於自己的強大官僚機構），也能維持絕對主義國家的門面——用文藝復興時代偏愛的華麗語言，就是“君主的光榮之路” （The Path to Glory of the Monarchy）——豪奢的宮廷、積極的外交政策和永無止境的戰爭升級。

依靠土地財政或者說賣地財政，亨利八世一朝的歲入由40000鎊增至136000鎊[109]。然而好景不長，這些土地在亨利八世的海軍建設和對法戰爭中，以及在伊麗莎白的西班牙戰爭和愛爾蘭戰爭中典賣殆盡。有產者作為主要的買主，從中大獲其益。納稅人（下院主要是他們的利益代言人）並未承擔戰爭的全部費用，卻能享受作為強國的全部利益，這是亨利和伊麗莎白兩朝國會頗為忠順的重要原因，盡管他們個人的專橫武斷絕不亞於斯圖亞特諸王。原來屬於天主教會的產業到16世紀末大部分落入士紳和城鎮有產者之手[110]——根據中世紀的慣例，教會的財富本來應該用於宗教、學術和社會福利等公益事務。斯密在《國富論》中認為，在國民經濟中占最大份額的產業由公產轉為私產，是近代社會的黎明。

自然，典賣土地的收益不可能長期維持。一旦歲入枯涸，君主必須面臨選擇，要麽放棄“光榮之路”，要麽向有產者轉嫁負擔。這時，布爾喬亞就會忘記自己由來已久的保王黨立場，穿上貴族的靴子，用“人君自食其邑”的封建典章抗拒絕對君主的武斷征稅，用“英國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的部落遺俗（普通法）保護自己的私有財產。英國有產者能夠這樣做，也是因為國會仍然存在，可以作為他們的政治凝結核。歐洲大陸的布爾喬亞過早地歡呼王權毀滅封建貴族（及其據點國會或等級會議），給他們帶來了“國王的和平”，結果當絕對君主的需索超過他們的忍耐極限時，發現自己已經沒有不做保王黨的機會了。

戰爭意味著財政災難。外交界把伊麗莎白的吝嗇和優柔寡斷解釋為婦女天然的弱點，清教徒又把詹姆斯的畏懼戰爭解釋為外來王室對英格蘭民族事業的不忠。但是賬單比個人性格和意識形態更能解釋王室對和平的渴望。伊麗莎白一朝末年，為了支付西班牙戰爭和愛爾蘭戰爭的費用，王室出售了價值800 000鎊的土地，給詹姆斯留下的只有100000鎊債務。詹姆斯繼位第一年的土地收入只有十二年前的四分之三。國王結束了兩場戰爭，但他仍不得不出售價值775000鎊的土地。詹姆斯一世的財政大臣米德爾塞克斯（Middlesex）說：“國王出售土地，不僅賣掉了他的收益，也賣掉了他的王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