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藝術（第6/13頁）

資產階級真的欣賞那些他們以大筆金錢贊助，並表示珍惜的藝術嗎？問這個問題似乎有點時代錯置。當時的確有幾種藝術形式是資產階級用來消遣的，資產階級與這幾種藝術形式的關系非常直率，很容易溝通。其中最主要的是輕音樂。輕音樂在本書所述時期恐怕是一枝獨秀，正值其黃金歲月。輕歌劇（operetta）一詞首次出現於1856年，1865—1875年的10年間，是奧芬巴哈（Jacques Offenbach，1819—1880）和小約翰·施特勞斯（Johann Strauss Jr.，1825—1899，奧地利作曲家）音樂生涯達到巔峰的時期——《藍色多瑙河》創作於1867年，《蝙蝠》（Die Fledermaus ）創作於1874年。此外的代表作還有蘇佩（Suppé，1820—1895）的《輕騎兵》以及吉伯特（Gilbert，1836—1911）和薩利文（Sullivan，1842—1900）早期的成功作品。直到高尚藝術直接打擊輕音樂之前，輕歌劇與希望直接欣賞輕歌劇的聽眾仍能維持親密關系［《弄臣》（Rigoletto ）、《遊吟詩人》（Il Trovatore ）和《茶花女》（La Traviata ）等都是1848年後不久的作品］。商業劇場上演的戲劇，道具逼真，數量猛增；幕間穿插的節目情節引人入勝，也成倍上升。而且只有情節曲折的戲劇和糾纏不清的滑稽劇能通過時間的考驗，歷久不衰［拉比什（Labiche，1815—1888）、米耶克（Meilhac，1831—1897）和阿列維（Halévy，1834—1908）］。然而這些娛樂性的藝術形式只能被視為不很高尚的藝術，類似於各式各樣的歌舞女伶表演，這類表演是巴黎在19世紀50年代首創的，娛樂性的輕音樂與此顯然有許多共同之處［女神遊樂廳（Folies Bergère）的收入僅次於歌劇院，遠超過法蘭西喜劇院（Comédie Francaise）］。[12] 真正的高尚藝術並非單純為了欣賞，甚至也不可孤立地視為“美的盛宴”。

“為藝術而藝術”在浪漫藝術家中也只是少數人的現象。“為藝術而藝術”是對革命年代賦予藝術過重的政治和社會任務所做出的反應，這種反應又因對1848年運動的痛苦失望而進一步加劇（1848年運動卷走了許多傑出創作人才）。直到19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唯美主義才成為資產階級的時尚。因而創造性藝術家是傳奇人物，是先知先覺，是導師，是正人君子，是真理之泉。收獲要靠耕耘，成功是要以付出努力為代價。資產階級認為：要追求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金錢價值或精神價值），在開始之初都必須摒棄享受。藝術正是人類奮鬥的一部分，要靠他們的辛勤培植才能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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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事實的本質是什麽呢？在此我們必須將建築從其他藝術中挑出來單獨敘述，因為建築沒有主題，其他藝術皆有主題，因而外表看來比較統一。事實上，建築的最大特點是缺少大家一致同意的道德—意識形態—美學的“風格”（風格總是在不同的時代留下它們的印記），於是折中主義主宰一切。早在19世紀50年代塞爾瓦蒂科（Pietro Selvatico）就說過，風格和美不是只有一種，每一種風格皆是適合其目的需要。因而在維也納環形大道上的新建築中，教堂自然是哥特式的，議會則是希臘式的，市政廳是兼有哥特式和文藝復興時期的風格，證券交易所（跟這時期大多數同類交易所大樓一樣）是比較富裕繁華的古典風格，博物館和大學具有濃濃的文藝復興氣息，劇院和歌劇院最恰當的說法是第二帝國時代適於歌劇表演的風格。在這裏，文藝復興時代的折中主義起了主導作用。

要求富麗堂皇、雄偉壯觀的建築，通常以文藝復興全盛時期和哥特式後期的風格最為合適（對巴洛克和洛可可風格的鄙視，直到20世紀才有所改變）。文藝復興是重商君主的時代。自認為是這些君主繼承人的布爾喬亞階級，自然對文藝復興風格最為青睞，不過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幾種合適的小風格。西裏西亞擁有田地千頃的貴族，由於在自己的領地上發現煤礦而成為具有百萬身價的大資本家。他們與更多的資產階級同伴，將幾個世紀的建築史全部掠為己有。銀行家艾希博恩（von Eichborn）的“城堡”（Schloss）顯然是普魯士—新古典主義風格，這種風格在本書所述時期結束之際，甚受資產階級富人鐘愛。哥特式風格因具有中世紀的城市光榮和騎士風度，故而對大貴族、大富商很具誘惑力。拿破侖三世的巴黎顯然是壯麗輝煌建築的典範，至少對唐納斯馬克（Donnersmarck）、霍恩洛厄（Hohenlohe）和普萊斯（Pless）等貴族巨賈極富吸引力。像唐納斯馬克親王漢克勒（Henckel）這等著名的西裏西亞政商巨頭，都在巴黎留下了自己的印記，漢克勒甚至還與巴黎名妓拉佩娃（La Païva）結為鸞鳳。意大利、荷蘭和北德的文藝復興風格又是另一模式，不太宏偉、不太浮誇，無論是單獨的建築物或整個建築群都可采納這種模式。[13] 甚至最想不到的怪異風格也出現了。於是在本書所述時代，富有的猶太人喜歡用摩爾—伊斯蘭風格興建教堂，以表示自己是東方貴族（迪斯累裏的小說裏對此有所描述），不用與西方文化競爭，[14] 在日本建築於19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蔚為風尚之前，這幾乎是唯一故意不用西方資產階級文化模式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