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意識形態：世俗界（第3/9頁）

進步因此就如同資本主義一樣“自然”。清除過去由人為豎立的進步障礙，進步就必定會發生，而且明擺在眼前的是，生產的進步恰與工藝、科學和文明的普遍進步並肩前進。不要認為持有這類觀點的人，純粹是在為既得利益的實業家辯護。他們是根據那個時代的大量歷史推斷，因而才相信資本主義是人類進步的必然之路。

這種過於樂觀的觀點，不僅來自人們深信以演繹推理所證明的經濟學定理，也來自18世紀資本主義和文明的明顯進步。相反，它之所以開始動搖，不僅是由於李嘉圖發現了亞當·斯密所忽視的制度內在矛盾，而且也由於資本主義實際的經濟和社會後果不如預期的那麽好。政治經濟學在19世紀上半葉成了“沉悶的”而非充滿希望的科學。人們自然仍可這樣認為，那些［如同馬爾薩斯在其1798年發表的著名的《人口論》（Essay on Population ）中所論證的那樣］應該徘徊在饑餓邊緣的窮人們，或者那些（如李嘉圖所論證的那樣）因采用機器而受苦之人的不幸，[3] 仍然構成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只是這種幸福碰巧遠比所希望的要小而已。但是，這類事實，以及從大約1810年到19世紀40年代這段時期資本主義擴展所存在的明顯困難，都給樂觀主義潑了一瓢冷水，並激起了批判性的探索研究，尤其是對“分配”的研究。這與亞當·斯密那代人主要關注的“生產”，恰成對比。

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堪稱推演嚴密的傑作，就這樣把大量的不和諧因素引入了早期經濟學家下注預言的自然和諧之中。它甚至比亞當·斯密更強調某些因素，這些因素可如預期一樣經由減少必備的燃料供給，而使經濟進步的發動機停步不前，例如利率的下降趨勢。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基本的一般勞動價值學說，這一學說只需稍加發展，就將成為反對資本主義的強有力理論。然而，李嘉圖不僅擁有如思想家般的精湛技巧，同時也熱情地支持大多數英國實業家所贊成的實際目標（自由貿易和反對地主），因此有助於在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中給予古典政治經濟學一個比以前更為堅實的地位。基於實際的目的，後拿破侖時代的英國中產階級改革突擊隊，遂用邊沁的功利主義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作為武裝。反過來，受到英國工業和貿易成就支持的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成就，又使政治經濟學變成基本上是英國人的學科，使法國經濟學家（他們至少在18世紀也同處領先地位）退居於過時者或輔助者的次要地位，也使非古典的經濟學家變成零星分散的遊擊者。更有甚者，它們還使政治經濟學成為自由進步的重要象征。巴西於1808年（遠早於法國）為這個學科設立了教授席位，並由亞當·斯密學說的推廣者薩伊（J. B. Say，卓越的法國經濟學家）和功利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葛德溫（William Godwin）出任。1823年，當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新大學開始以李嘉圖和老穆勒的著作作為教授政治經濟學的教材時，阿根廷才剛剛取得獨立。不過，阿根廷還是落後於古巴，古巴早在1818年就設立了第一個政治經濟學教授席位。拉丁美洲統治者的實際經濟行為，使歐洲的金融家和經濟學家毛骨悚然。而這一事實與他們所執著的正統經濟學毫無關系。

在政治學中，如我們已看到的那樣，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既不嚴密又不一貫。理論上，它依然分為功利主義和順應古老自然法和天賦權利的兩個派別，而後者占主導地位。在其實際綱領中，它仍掙紮於兩種信念之間。一種是對人民政府，即多數人統治的信念。這符合它的邏輯，並且也反映了下述事實，即實際造成革命並且在改革層面施加有效政治壓力的，並不是中產階級的論點，而是群眾的動員。[4] 另一種是對有產階級精英控制的政府的普遍信念。用英國人的話來說，它是介於“激進主義”和“輝格主義”之間。因為，如果政府真的是人民的，如果多數人真的實行了統治（即如果少數人的利益在邏輯上不可避免地要為它犧牲），那麽，能夠依賴這個事實上的多數（“最多最窮的階級”[4] ）來保障自由，來實施顯然與中產階級自由派綱領相吻合的理性命令嗎？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這種現象之所以使人驚恐，主要是因為總是在神父與國王支配下的勞苦大眾，實在是太無知、太迷信了。革命本身引進了一種左翼的、反資本主義算計的附加危險，例如在雅各賓專政的某些方面就暗含著（而有些已十分明顯）這種危險。在國外的溫和輝格黨人早就注意到這種危險：在經濟思想上尊奉純亞當·斯密學說的柏克（Edmund Burke）[5] ，在政治上卻公開退回到信仰傳統美德、連續性以及緩慢而有機增長的非理性主義，並自此為保守主義提供了主要支柱；歐洲大陸各地的自由主義現實派，多半回避了政治民主，而偏好那種對選舉權施以財產限制的君主立憲制，或者，必要時，任何能保障他們利益的舊式專制主義都行。在1793—1794年之後，只有極端不滿或者極端自信的資產階級，諸如英國的資產階級，才準備和老穆勒一起相信：即使在一個民主共和國之中，他們仍擁有獲得勞苦大眾恒久支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