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編 近代史 第二十三章 清代的學術（第2/2頁）

清朝還有一位學者，很值得介紹的，那便是章學誠。章學誠對於漢、宋學都有批評。其批評，都可以說是切中其得失。而其最大的功績，尤在史學上。原來中國人在章氏以前，不甚知道“史”與“史材”的分別，又不甚明了史學的意義。於是（一）其作史，往往照著前人的格式，有的就有，無的就無，倒像填表格一樣；很少能自立門類，或刪除前人無用的門類的。（二）則去取之間，很難得當。當歷史讀，已經是汗牛充棟，讀不勝讀了；而當作保存史材看，則還是嫌其太少。章氏才發明保存史材和作史，是要分為兩事的。儲備史材，愈詳愈妙，作史則要斟酌一時代的情勢，以定去取的，不該死守前人的格式。這真是一個大發明。章氏雖然沒有作過史，然其借改良方志的體例，為豫備史材的方法，則是頗有成績的。

理學在清朝，無甚光彩。但其末造，能建立一番事功的曾國藩，卻是對於理學頗有功夫的，和國藩共事的人，如羅澤南等，於理學亦很能實踐。他們的成功，於理學可謂很有關系。這可見一派學問，只是其末流之弊，是要不得，至於真能得其精華的，其價值自在。

以上所說，都是清朝學術思想變遷的大概，足以代表一時代重要的思潮的。至於文學，在清朝比之前朝，可說無甚特色。注865稱為古文正宗的桐城派，不過是謹守唐、宋人的義法，無甚創造。其余模仿漢、魏、唐、宋的駢文……的人，也是如此。詩，稱為一代正宗的王士禎，是無甚才力的。後來的袁、趙、蔣，注866雖有才力，而風格不高。中葉後競尚宋詩，亦不能出江西派杵臼。詞，清初的浙派，尚沿元、明人輕佻（tiāo）之習。常州派繼起，頗能力追宋人的作風。但是詞曲，到清代，也漸成為過去之物。不但詞不能歌，就是曲也多數不能協律；至其末年，則耳目的嗜好，也漸變，皮黃盛而昆曲衰了。平民文學，倒也頗為發達。用語體以作平話、彈詞的很多。在當時，雖然視為小道，卻是現在平民文學所以興起的一個原因。書法，歷代本有南北兩派。南派所傳的為帖，北派所傳的為碑。自清初以前，書家都取法於帖。但是屢經翻刻，神氣不免走失。所以到清中葉時，而潛心碑版之風大盛。主持此論最力，且於作書之法，闡發得最為詳盡的，為包世臣。而一代書家，卓然得風氣之先的，則要推鄧完白。清代學術思想，都傾向於復古，在書法上亦是如此的。這也可見一種思潮正盛之時，人人受其鼓蕩而不自知了。

【注釋】

注860　見第三編第三十五章。

注861　如江永所編的《禮書綱目》，即系有志於繼續朱子的《儀禮經傳通解》的。

注862　前此分別今古文的，都不免泥定某部書為今文，某部書為古文，到廖平，才知道多數古書中，都不免兩派夾雜，提出幾種重要的學說做根據，逐一細加厘剔。所以從此以後，今古文的派別，分別得更精細了。此法並可利用之以看古人各家的學說，都易於明了其真相，並不限於治經。

注863　康有為學說的精髓，在《孔子改制考》一書。此書說古代世界，本是野蠻的；經子中所說高度文化的情形，都系孔子和其余諸子意圖改革，怕人家不信，所以托之於古，說古人已是如此。這話在考據上很成問題。但是能引誘人向前進取，不為已往的習俗制度所囿，在鼓舞人心、增加改革的勇氣上，實在是很有效力的。三世是《公羊春秋》之義，說孔子把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中，分為據亂、升平、太平三種世界，表示著三種治法。也是足以導人進取，而鼓舞其改革的勇氣的。

注864　桐城派中的方東樹，著《漢學商兌》一書，攻擊漢學家最烈。

注865　梁啟超說，見所撰《清代學術概論》。

注866　袁枚、趙翼、蔣士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