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編 近代史 第二十三章 清代的學術

清代學術的中堅，便是所謂漢學。這一派學術，以經學為中心。專搜輯闡發漢人之說，和宋以來人的說法相對待，所以得漢學之稱。

漢學家的考據，亦可以說是導源於宋學中之一派的。注860而其興起之初，亦並不反對宋學。只是反對宋學末流，空疏淺陋之弊罷了。所以其初期的經說，對於漢宋，還是擇善而從的。而且有一部分工作，可以說是繼續宋人的遺緒。注861但是到後來，其趨向漸漸的變了。其工作，專注重於考據。考據的第一個條件是真實。而中國人向來是崇古的。要講究古，則漢人的時代，當然較諸宋人，去孔子為近。所以第二期的趨勢，遂成為專區別漢、宋，而不復以己意評論其短長。到此，才可稱為純正的漢學。所以也有對於這一期，而稱前一期為漢宋兼采派的。

第一期的人物，如閻若璩（qú）、胡渭等，讀書都極博，考證都極精。在這一點，可以說是繼承明末諸儒的遺緒的。但是經世致用的精神，卻漸漸的缺乏了。第二期為清代學術的中堅。其中人物甚多，近人把他分為皖、吳二派。皖派的開山，是江永，繼之以戴震。其後繼承這一派學風的，有段玉裁，王念孫、引之父子，和末期的俞樾等。此派最精於小學，而於名物制度等，搜考亦極博。所以最長於訓釋。古義久經湮晦，經其疏解，而燦然復明的很多。吳派的開山，是惠周惕、惠士奇、惠棟，父子祖孫，三世相繼。其後繼承這一派學風的，有余蕭客、王鳴盛、錢大昕（xīn）、陳壽祺、喬樅（zōng）父子等。這派的特長，尤在於輯佚。古說已經亡佚，經其搜輯而大略可見的不少。

漢學家的大本營在經。但因此而旁及子、史，亦都以考證的方法行之。經其校勘、訓釋、搜輯、考證，而發明之處也不少。其治學方法，專重證據。所研究的範圍頗狹，而其研究的功夫甚深。其人大都為學問而學問。不攙以應用的，亦頗有科學的精神。

但是隨著時勢的變化，而漢學的本身，也漸漸的起變化了。這種變化，其初也可以說是起於漢學的本身；但是後來，適與時勢相迎合；於是漢學家的純正態度，漸漸的改變。而這一派帶有致用色彩的新起的學派，其結果，反較從前純正的漢學為發達。這是怎樣一回事呢？原來漢學的精神，在嚴漢、宋之界。其初只是分別漢、宋而已。到後來，考核的功夫愈深，則對於古人的學派，分別也愈細。漢、宋固然不同，而同一漢人之中，也並非不相違異。其異同最大的，便是第三篇第九章所講的今、古文之學。其初但從事於分別漢、宋，於漢人的自相歧異，不甚措意。到後來，漢、宋的分別工作，大致告成，而漢人的分別問題，便橫在眼前了。於是有分別漢人今古文之說，而專替今文說張目的。其開山，當推莊存與，而繼之以劉逢祿和宋翔鳳。再繼之以龔自珍和魏源。更後，便是現代的廖平和康有為了。漢代今文學的宗旨，本是注重經世的。所以清代的今文學家，也帶有致用的色彩。其初期的莊、劉已然，稍後的龔、魏，正值海宇沸騰，外侮侵入之際。二人都好作政論；魏源尤其留心於時務。其著述，涉及經世問題的尤多。最後到廖平，分別今古文的方法更精了。注862至康有為，則利用經說，自抒新解。把春秋三世之義，推而廣之。而又創托古改制之說，替思想界起一個大革命。注863

清學中還有一派，是反對宋學的空談，而注意於實務的。其大師便是顏元。他主張仿效古人的六藝，留心於禮、樂、兵、刑諸實務。也很有少數人佩服他。但是中國的學者，習慣在書本上做功夫久了；而學術進步，學理上的探討，和事務的執行，其勢也不得不分而為二。所以此派學問，傳播不甚廣大。

還有一派，以調和漢、宋為目的，兼想調和漢、宋二學和文士的爭執的，那便是方苞創其前，姚鼐（nài）繼其後的桐城派。當時漢、宋二學，互相菲薄。漢學家說宋學家空疏武斷，還不能明白聖人的書，何能懂得聖人的道理？宋學家又說漢學家專留意於末節，而忘卻聖人的道理，未免買櫝還珠。至於文學，則宋學家帶有嚴肅的宗教精神，固然要以事華采為戒；便是漢學家，也多自矜以樸學，而笑文學家為華而不實的。——固然，懂得文學的人，漢、宋學家中都有，然而論漢、宋學的精神，則實在如此。其實三者各有其立場，哪裏可以偏廢呢？所以桐城派所主張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缺一之說，實在是大中至正的。但是要兼采三者之長而去其偏，這是談何容易的事？所以桐城派的宗旨，雖想調和三家，而其在漢、宋二學間的立場，實稍偏於宋學，注864而其所成就，尤以文學一方面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