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編 近代史 第二十四章 清代的社會

論起清代的社會來，確乎和往古不同。因為他是遭遇著曠古未有的變局的。這曠古未有的變局，實在當十六世紀之初——歐人東略——已開其端。但是中國人，卻遲到十八世紀的中葉——五口通商——方才感覺到。自此以前，除少數——如在海口或信教——與西人接近的人外，還是絲毫沒有覺得。

清代是以異族，入主中國的。而又承晚明之世，處士橫議，朋黨交爭之後，所以對於裁抑紳權、摧挫士氣二者，最為注意。在明世，江南一帶，有所謂投大戶的風氣。仕宦之家，僮仆之數，盈千累百。不但擾害小民，即主人亦為其所挾制。注867到清代，此等風氣，可謂革除了。向來各地方，有不齒的賤民，如山、陜的樂籍，紹興的惰民，徽州的伴當，寧國的世仆，常熟、昭文的丐戶，江、浙、福建的棚民，在清世宗時，亦均獲除籍。此等自然是好事。然而滿、漢之間，卻又生出不平等來了。旗人在選舉、司法種種方面，所占地位都和漢人不同，具見第二十二章所述。而其關系最大的，尤莫如摧挫士氣一事。注868宋、明兩朝，士大夫都很講究氣節。風會所趨，自然不免有沽名釣譽的人，鼓動群眾心理，勢成一哄之市。即使動機純潔，於事亦不能無害；何況持之稍久，為野心者所利用，雜以他種私見，馴致釀成黨爭呢？注869物極必反，在清代，本已有動極思靜之勢；而清人又加之以摧挫，於是士大夫多變為厭厭無氣之流，不問國事。高者講考據，治詞章，下者遂至於嗜利而無恥。管異之有《擬言風俗書》，最說得出明清風氣的轉變。他說：

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率不過奉行詔命。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禦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使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者皆不錄。大抵明之為俗，官橫而士驕，國家知其敝而一切矯之，是以百數十年，天下紛紛，亦多事矣。顧其難皆起於田野之間，閭巷之俠；而朝寧學校之間，安且靜也。然臣以為明俗敝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才。今夫鑒前代者，鑒其末流，而要必觀其初意。是以三代聖王相繼，其於前世，皆有革有因，不力舉而盡變之也；力舉而盡變之，則於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禍。

清朝當中葉以後，遇見曠古未有的變局，而其士大夫，迄無慷慨激發，與共存亡的，即由於此。此等風氣，實在至今日，還是受其弊的。

我們今日，翻一翻較舊的書，提到當時所謂“洋務”時，率以“通商”、“傳教”兩個名詞並舉。誠然，中西初期的交涉，不外乎此兩端。就這兩端看來，在今日，自然是通商的關系，更為深刻。——因為帝國主義者經濟上的剝削，都是由此而來的。——其在當初，則歐人東來，所以激起國人的反抗的，實以傳教居先，而通商顧在其次。歐人東來後，中國反對他傳教的情形，讀第二章，已可見其大略。但這還是士大夫階級的情形。至一八六一年，《天津》、《北京》兩條約發生效力以來，從前沒收的教堂，都發還。教士得在中國，公然傳教。從此以後，洋人變為可畏之物，便有恃入教為護符，以魚肉鄰裏的。地方官遇教案，多不能持平，小民受著切膚之痛，教案遂至連綿不絕。注870直至一九〇〇年，拳匪亂後，而其禍乃稍戢。

至於在經濟上，則通商以後，中國所受的侵削尤深。通商本是兩利之事，歷代中外通商，所輸入的，固然也未必是必需品。注871然中國所受的影響有限。至於近代，則西人挾其機制之品，以與我國的手工業相競爭。手工業自然是敵不過他的。遂漸成為洋貨灌輸，固有的商工業虧折，而推銷洋貨的商業勃興之象。不但商工業，即農村亦受其影響，因為舊式的手工，有一部分，是農家的副業。偏僻的農村，並有許多粗制品，亦能自造，不必求之於外的。機制品輸入而後，此等局面打破，農村也就直接、間接受著外人的剝削了。此等情勢，但看通商以後，貿易上的數字，多為入超可見。資本總是向利息優厚之處流入的，勞力則是向工資高昂之處移動的。遂成為外國資本，輸入中國；而中國勞工，紛紛移殖海外的現象。

外人資本的輸入，最初是商店——洋行——和金融機關。從《馬關條約》以後，外人得在我國通商口岸設廠，而輕工業以興。其後外人又競攫我的鐵路、礦山等，而重工業亦漸有興起。此等資本，或以直接投資，或以借款，或以合辦的形式輸入，而如鐵路、礦山等，並含有政治上的意味。至於純粹的政治借款，則是從一八六六年，征討“回亂”之時起的。此後每有缺乏，亦時借洋債，以資挹注。但為數不多。中、日戰後，因賠款數目較巨，財政上一時應付不來，亦借外債以資應付。但至一九〇二年，亦都還清。而其前一年，因拳亂和各國訂立和約，賠款至四萬五千萬兩之巨。截至清末，中國所欠外債，共計一萬七千六百萬，僅及庚子賠款三之一強，可見拳亂一役，貽累於國民之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