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編 近代史 第二十二章 清代的制度（第2/3頁）

賦役是仍行明朝一條鞭之制的。丁稅既全是征銀，而其所謂丁，又不過按糧攤派，則已不啻加重田賦，而免其役，所以清朝的所謂編審，不過是將全縣舊有丁稅若幹，設法攤派之於有糧之家而已。注857和實際查驗丁數，了無幹涉。即使按期舉行，所得的丁額，亦總不過如此。清聖祖明知其故，所以於一七一二年，注858特下“嗣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丁賦之額，以康熙五十年冊籍為準”之詔。既然如此，自然只得將丁銀攤入地糧；而編審的手續，也當然可省；後來就但憑保甲以造戶口冊了。地丁而外，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浙江、河南、山東八省，又有漕糧。初征本色，末年亦改征折色。田賦而外，以關、鹽兩稅為大宗。鹽稅仍行引制。由國家售鹽於大商，而由大商各按引地，售與小民。此法本有保護商人專利之嫌。政府所以要取此制，只是取其收稅的便利。但是初定引地時，總要根據於交通的情形；而某地定額若幹，亦是參照該地方消費的數量而定的。歷時既久，兩者的情形，都不能無變更，而引地和鹽額如故，於是私鹽賤而官鹽貴，國計民生，交受其弊，而商人也不免於坐困了。關有常關和新關兩種。常關沿自明代，新關則是通商之後，增設於各口岸的。稅率既經協定，而總稅務司和稅務司，又因外交和債務上的關系，限用外國人。革命之後，遂至將關稅收入，存入外國銀行，非經總稅務司簽字，不能提用。甚至償還外債的余款，就是所謂關余的取用，亦須由其撥付，這真可謂太阿倒持了。厘金是起於太平軍興之後的。由各省布政司委員，設局征收。其額系值百抽一，所以謂之厘金。但是到後來，稅率和應稅之品，都沒有一定；而設局過多，節節留難，所以病商最甚。《辛醜和約》，因我國的賠款負擔重了。當時議約大臣，要求增加關稅，外人乃以裁厘為交換條件。許我裁厘後將關稅增加至值百抽五，然迄清世，兩者都未能實行。注859

【注釋】

注847　尚書滿、漢各一個，侍郎各二人。

注848　左都禦史滿、漢各一人，左副都禦史各二人。

注849　這是有條約上的關系的。參看第十章注15。其改為外務部，亦系《辛醜和約》所訂定。

注850　民政部，新設之巡警部改。度支部，戶部改，新設的財政處、稅務處都並入。禮部，太常、光祿、鴻臚三寺並入。學部，新設的學務處改，國子監並入。陸軍部，兵部改，太仆寺和新設的練兵處並入。農工商部，工部改，新設的商部並入。理藩部，系理藩院改稱。法部，刑部改。

注851　奉天將軍，統轄旗人，惟實際只問軍事，其旗人民刑事件，多歸戶、刑二部辦理，旗人和漢人的詞訟，舊例由州縣會同將軍的屬官，如城守尉等辦理。——因旗人不屬漢官。——但因他們往往偏袒旗人，而又不懂得事，所以後來於知府以下，都加理事銜，令其專司審判。清代同知通判，通常冠以職名，如捕盜、撫民、江防、海防等是。其設於八旗駐防之地，以理漢人和旗人詞訟的，謂之理事同知。同知所駐之地稱廳。旗人是兵民合一的，所以將軍、副都統以下，凡帶兵的官，也都是治民的官。漢人則不能如此。所以後來允許漢人移住，設立管理的機關，都是從設廳始。

注852　惟首場試四書文，次場試五經文。明代次場所試，在清則不試。

注853　當時京師立大學堂，省立高等學堂，府立中學堂，縣立高、初兩等小學堂。高等小學畢業的，為廩、增、附生。中學畢業的，為拔貢、優貢、歲貢。高等學堂畢業的為舉人。大學畢業的為進士。其實業、師範等學校，各按其程度為比例。

注854　笞杖，宗室、覺羅罰養贍銀，旗人鞭責。徒流，宗室、覺羅板責圈禁，旗人枷號。死罪，宗室、覺羅，都賜自盡。凡宗室、覺羅犯罪，由宗人府審問。八旗、包衣，由內務府審問。徒以上咨刑部。旗人，在京由都統，在外由將軍、都統、副都統審問。在京者徒以上咨刑部，在外的流以上申請。盛京旗人獄訟，都由戶、刑兩部審訊。徒流以上，由將軍各部，府尹會斷。

注855　《唐律疏議》卷六名例雲：“諸化外人同類自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疏義》說：“化外人，謂蕃夷之國，別立君長者。各有風俗，制法不同，所以須問其本國之制，依其俗法斷之。”這是各適其俗之意。惟異類相犯，若“高麗、百濟相犯之類”，則國法各異，故即用中國之法定罪。至於外人犯中國法的，當然用中國法治罪。有時為懷柔起見，令其自行處治，如《宋史·日本傳》，倭船火兒藤太明毆鄭作死，詔械太明付其綱首，歸治以其國之法，是其一例。詳見《唐宋元時代中西通商史》本文二，考證十一、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