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編 中古史 第十七章 魏晉南北朝的文化

從兩漢到魏、晉，是中國文化的一個轉關。其要點，在破除古代的迷信，而從事於哲理的研究。

兩漢時代的迷信，並非下等社會才然，即上流社會，也是如此。試看當時政治上，遇天災而修省，或省策免之公等，都略有幾分誠意，和後世視為虛文的不同。注335在學術上，則陰陽五行之說，盛極一時。以致有所謂讖（chèn）緯者出。東漢之世，竟以緯為內學，經為外學。便可知其時古代遺傳的思想，還遍滿於社會上了。乃到魏朝的正始年間，而哲理研究之風漸盛。注336至於晉初，風流彌盛。此時知名之士，如王弼、何晏、王衍、樂廣等，或以談論見長，或以著述見稱。所研究的，大抵是哲理上的問題。其所宗之書，則為《易經》和《老子》、《莊子》等。這固然，由於當時的時勢，有以激成人的頹廢思想，而使之趨於玄虛。然而在大體上，亦可說是兩漢人拘守前人成說的反動。漢代的今文家言，雖多存微言大義，亦不過搬演孔門的成說，並不能獨出心裁。古文家好談名物、訓詁，更不免流於瑣碎。而自讖緯之說既興，兩派之士，又都不免受其影響，有入於妖妄之勢。又其時之人，拘守禮法太甚。禮是古代規範人之行為的。時異勢殊，行為之軌範，就當有異，而還強執著古代具體的條件，自不免激起人心的反感。所以激烈的人，就有“禮豈為我輩設”等議論了。雖然這一班人，蔑棄禮法，不免有過甚的地方。而終日清談，遺棄世務，亦是社會衰頹的一個朕兆。然而以學術思想論，畢竟不能不謂為高尚的。魏晉時代的玄學，在我國學術思想界中，終當占一重要的位置。

這時候的人最重要的思想，是貴“道”而賤“跡”。跡便是事實，而道則是原理。拘守事實，不能算得古人之意。必能明於其原理而應用之，才可謂之善學古人。這正是泥古太過的反響。

其時的儒學，雖還保守相當的領域，而亦為此派思想所侵入。當魏晉之世，今文之學，漸已失傳，盛行的是古文之學。古文之學，雖亦有其師法，然而其原始，本是不重師說，而注重自由研究的。自由研究之風既開，其後必至變本而加厲。所以自鄭玄、王肅，糅雜今古文後，又有杜預、範寧等，不守成說，自出心裁的學派。注337至於王弼的《易注》、何晏的《論語集解》等，兼采玄言，則為魏晉時之哲學思想，侵入經學領域的。南北朝時，南方的經學，這兩派都盛行。北方還守著漢人之說，然至隋並天下後，而北方的經學，反為南方所征服。鄭玄的《易注》廢，而王弼的《易注》行。馬、鄭的《尚書》廢，而偽古文《尚書》行。服虔的《左氏》廢，而杜預注的《左氏》大行了。

頹廢的人生觀，是這時代人的一個大病。如王羲之作《蘭亭集序》，說：“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雲：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這一類灰心絕望，貪生怖死的話，到處都是。此時國勢的所以不振，社會的所以無活氣，這實在是一個大原因。而這時代的人，所以崇尚文辭，則亦由於此。隋朝的李諤（è）說：“自魏之三祖，注338崇尚文辭。競騁浮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可見崇尚文辭的風氣，是起於魏、晉之世的。魏、晉之世，為什麽要崇尚文辭呢？我們看魏文帝說：“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就可以知其所由來了。人之年壽有盡；神仙等求長生之術，又不可恃，則不免僥幸於“沒世不可知之名”。而文辭原是美術之一，愛好文辭，也不免有些“及時行樂”的意思。所以這時候的文學，多帶頹廢的色彩。從東漢以後，駢文漸興，不過是（一）句調漸趨整齊；（二）用字務求美麗，尚未大離其本。至齊梁以後，則“隸事”日益繁富；字句愈趨雕琢。始而辭勝其意，浸至不能達意了。於是有文筆之分。然筆不過參用俗語。其語調仍是整齊啴（chǎn）緩，和自然的語言，相去很遠的，仍不能十分適用。又古人文字，不甚講調平仄。齊、梁以後，則漸重四聲。於是詩和文都生出律體。注339雖然音調諧和，而雄壯樸實之氣，則遠遜古人了。此亦是其時的人，注意於修飾的一證。

文字本所以代語言。我國的文字，則因其構造的特殊，而亦成為美術之一。古代文字，意近圖畫，本有美的意味。秦時，官、獄務繁，改用隸書，這是專為應用起見。然而後來又漸求其美觀。於是又有“挑法”的隸書，謂之八分。漢之末世，章程書興，即今所謂正書；注340而草書亦分章草和狂草兩種。前者字字分離。後者則一筆不斷。草書離正書太遠了，乃又有行書，以供藁草之用。凡此種種，無一不求其美化。其風氣起於後漢，而極盛於晉代。東晉的右軍將軍王羲之，即是擅名當世，而後人稱其“善隸書，為古今之冠”的。然南朝的帖，雖為後人所寶貴，而北朝的碑，樸茂遒逸，至近世，亦很為書家所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