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德的政治（1949—1989年）（第3/4頁）

東德政府內也存在著嚴格的等級制度，國務委員會只是形式上的首腦，真正掌握政府實權的是部長會議。占重要地位的是處理各項經濟和國防事務的部門，當然還有國家安全部。主要負責監視國民和鎮壓反對派的國家安全警察[或稱史塔西（Stasi）]在幾年內呈幾何級數的增長。在烏布利希辭任統一社會黨總書記職務後，國務委員會的一些權力移交給了部長會議，因為他還保留著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重要的黨員同時也是國務委員會的成員，這樣他們就能夠在國際場合正式代表東德。議會，或稱人民議會（Volkskammer），極少舉行會議，基本只是正式批準並公開上層制定的政策。中央制定的決策和計劃會告知各級地方政府，讓他們執行。雖然我們從這個解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東德的政治體制下，統一社會黨基本主導了政府機構，但這並不代表著黨和政府就是一個概念。20世紀50年代，統一社會黨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來改革政府結構，以適應黨的需要，提高官僚行政效率。在東德歷史上，盡管政府官員體制從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開始已經穩定下來，但把中央決策轉為地方政策一直困難重重。一些人士分析說，20世紀80年代早期，政府結構和功能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執政黨的結構和目標，官僚中不同領域的“專家”能夠幫助確立政治議題，並設立切實可行的政治目標。很明顯，雖然執政黨和政府的關系非常緊密，但它們並不是同一個東西，在不同的時期，兩者的平衡取決於議題及成員性格的不同。在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中，執政黨和軍隊之間有過一些小小的摩擦，比如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波蘭，或是20世紀80年代晚期的南斯拉夫。但東德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其執政黨和軍隊的領導人似乎有相同的目標，關系十分和諧。

東德原則上並不是一黨制國家。除了統一社會黨之外，還有4個小黨：基民盟、自民黨、民族主義的國家民主黨和德國農民民主黨。20世紀80年代，4個黨的成員人數都在10萬人左右，其中基民黨的成員最多。雖然從西方多元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些黨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他們只是統一社會黨的傀儡，但實際上，這些黨在東德的政治中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們是統一社會黨和不同民眾群體之間的紐帶，他們將政策翻譯為不同的亞文化語言，並在專門的期刊上向大眾傳達高層的決策，同時將民眾的反應和不滿告知上層，讓統一社會黨始終知曉一般民眾的看法。對於這些小黨的成員來說，這種紐帶作用可能是一種手段，既可以表達他們對東德基本忠誠的態度，同時又無需在原則上做出妥協，對於基民盟成員來說尤其如此。4個小黨在議會中都有特定的席位。1989年以前，唯一一次反對政府決策的投票是在1972年，基民盟的14位成員投票反對流產法案。除了4個小黨之外，東德還有大量的群眾組織，致力於鼓勵東德人參與公共事務。其中最大的是德國自由貿易聯合會（FDGB），其成員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勞動年齡人口。同樣重要的還有自由德國青年團（FDJ）、民主德國婦女聯合會（DFD）、民主德國文化聯盟（KB），以及德蘇友誼協會（DSF）。除體育與科技協會（GST）是一個青年準軍事組織外，大多數的群眾組織只是為了促進日常的業余生活，比如養寵物或收集仙人掌。東德有大量的群眾組織。因為升職不僅取決於天賦和特長，還要求即便不積極參政，至少也要在政治上與大眾保持一致，這些壓力促使東德人被迫參與這些組織。

東德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基本能夠平息可能對社稷造成危害的反對與不滿。1953年6月爆發的起義，正如上文所述，沒有領導者，也沒有總體策略和外來支持，並在遭到武力鎮壓前就開始自行瓦解。哈裏希（Harich）、哈費曼（Havemann）、巴羅（Bahro）等對馬克思主義持異見的知識分子並沒有獲得足夠的公眾支持，因為比起公開的反對，大多數東德人更容易對私下的不滿聽之任之。20世紀80年代，草根階層的異見群體遍地開花，他們主要反對在東西歐部署核彈，引發不同意見的除了這些特定的和平議題，還有人權和環境保護問題。這些另類觀點的討論地點大多是東德的新教教會，他們於是有了容身之所。教會在東德是唯一既不與共產黨合作，也不隸屬於他們的社會機構。20世紀50年代，政府迫害基督教，但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兩者暫時得以共存。1978年，教會與政府簽訂了暫行協定，所謂的“社會主義中的教會”被授予了一些特權，並與政府形成了全新的和諧關系。有一段時間，教會高層似乎想要通過包容、控制異見來維持教會的地位，以便能在東德的政治中扮演安全閥門的角色。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晚期，教會內部開始分裂，教會不同階層的成員之間以及教會高層內部都存在分歧，異見的抒發和持異議者的關系網已經發展到了連教會都無法控制的程度。毫無疑問，很多人希望蘇聯開放的呼聲可以影響東德，並產生實際的意義。東德領導層被激怒了，他們啟用國家安全警察來武力鎮壓遊行示威，鎮壓次數前所未有，此外還逼迫大量持異議者流浪他鄉。雖然在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東德對異見的包容無疑是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但到了80年代，政治開始不穩定起來。教會對異見形成的影響，在1989年的革命方式和政治影響上得到了體現。但僅憑這些異見分子，是無法打破東德共產主義的枷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