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建立到鞏固

東西德最初的憲法很相似。兩部憲法都規定了總統為國家首腦，另外還有政府的政治領袖（西德的總理稱作Chacellor，東德的總理稱作Prime Minister）；兩國都有上下議院，下議院的議員理論上是通過全國選舉選出，代表著人民，而上議院則代表著邦（Länder）；兩部憲法均未規定本國應當采取什麽樣的社會經濟體制。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憲法實際上是臨時的，因此以“基本法”（Grundgesetz）來命名，並明確表示致力於兩德的最終統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憲法在制定的過程中也保留了兩德統一的可能性。然而，兩國的政治體制在原則上有著根本的不同。西德采取的是民主代表制，每四年舉行普選，社會中廣泛的群體均可參與；東德憲法卻是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之上，議會中不同政黨和大型組織的代表席位是事先分配的，其中德國統一社會黨占據了主導地位。正如本書即將談到的，後續的發展不斷加大兩部憲法之間的差異。

雖然德國已經分裂成了兩部分，但一開始人們並不認為這是不可逆轉的。後續的發展卻不斷鞏固著兩德的分立。1951年，統一計劃失敗。20世紀50年代，東西德分別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與他國結盟。1955年，兩德重新確立了各自的完整主權。1961年8月，柏林墻修建。當兩德的分界最終被混凝土封閉，從東德逃往西德的最後通道也被封住了。隨著20世紀70年代東方政策的實施，東西德於1972年互相承認了主權。20世紀70年代晚期至20世紀80年代，兩德關系不斷發展，與任何其他兩個分離且獨立的國家關系都無法相提並論。1989年秋，東德爆發革命，兩德分立的問題再次浮上了台面。同年，柏林墻倒塌。

1949年8月，基督教民主聯盟成為聯邦議院（Bundestag）中的第一大黨。西德的第一位總理是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這位天主教徒足智多謀，在魏瑪共和國時期曾擔任科隆市長，第三帝國期間一直相當低調。在聯邦總理的選舉中，他一直強迫德國自由民主黨的議員給他投票，最終只比第二名多得了一張選票。德國自由民主黨候選人特奧多爾·豪斯（Theodor Heuss）後來成為西德第一任總統。阿登納一開始十分依賴聯合政府，並成功地在1957年的大選中領導基督教民主聯盟贏得了壓倒性的多數選票。在十四年的總理生涯後，阿登納最後以87歲的高齡於1963年退休。阿登納專橫的治理方式[由此誕生了“總理式民主”（Chancellor-democracy）這一新的政治概念]為西德的戰後發展打下了基礎。阿登納堅定地促進西歐的一體化，同時領導西德實現了爭議較少的“經濟奇跡”，這和他的經濟部長路德維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也密不可分。盡管阿登納在正式場合曾言不由衷地表達了支持統一的態度，但他對西歐一體化的熱情正好與美國的西歐政策相一致。美國希望通過戰後西歐的經濟、政治和軍事一體化來抗衡共產主義。1949年10月，聯邦共和國加入歐洲經濟合作組織（the Organis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1951年4月，西德加入歐洲煤鋼共同體（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同年5月，西德成為歐洲委員會（the Council of Europe）成員。1957年，西德與其他五國在羅馬簽署了《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1955年，《占領法》期滿終止，西德獲得了完整的主權，成為1949年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的成員。1956年通過了憲法修正案，盡管遭到國內很多人的反對，聯邦共和國還是建立了常備軍隊並開始征兵。西德一方面努力獲得國際社會的重新認可，另一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經濟復蘇，從戰敗的廢墟中，成長起一個物質主義的國家，其經濟增長率和生產效率令人震驚。西德專注於建立繁榮的未來，讓人暫時忘記了它的過去。前納粹主義者也相對容易地融入了20世紀50年代保守主義的新德國。在這一過渡時期，西德反共產主義和物質上的成功給新的民主政體帶來了實際的合法性。

東德的政治和社會經濟變革還在持續。1952年，邦（Länder）被廢除，建立了更小的地區（Bezirke），以便於中央加強對地方的控制。但直到1958年，代表各邦的上議院才被廢除。德國統一社會黨在經歷了一系列的清洗後，黨的領袖瓦爾特·烏布利希的地位得到了大大的加強。新經濟政策倉促實施，政府對一些群體的要求做了讓步，卻同時對另一些群體提高了工作標準。1953年6月17日，隨著公眾對政府的不滿越來越嚴重，大規模的罷工終於爆發。這次起義一開始是對經濟政策的抗議，後來迅速發展為對政治的大規模不滿。但在蘇聯出動坦克前，這場起義就自己瓦解了。本質上，這是一場混亂的抗議，它沒有領導人，因此並不可能發展為革命。這次起義加速了德國統一社會黨內的清洗，遭到清洗的大多是前社民黨的成員，但卻莫名其妙地鞏固了烏布利希的地位，畢竟在莫斯科，他的地位岌岌可危。這場起義也自相矛盾地將兩德統一的希望破滅了，西德決定不再介入東德的事務，以免引發國際危機。看起來西德想讓東德人自生自滅。據可靠研究證明，東德官方並沒有將起義歸結為是西方“奸細”的挑動，而西方國家也只是對起義進行了觀察和報道，並沒有對東德人的抗議提供任何有力的支持。烏布利希對反抗者采取了進一步的措施：1956年對沃爾夫岡·哈裏希（Wolfgang Harich）等人進行審判和監禁，1958年將一小部分反對派趕出了政治局。這樣，烏布利希成功地將所有內部的反對派都驅逐了出去，他那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態度非常強硬，1956年，在蘇聯共產黨官方譴責斯大林主義後，烏布利希仍然堅持強硬的態度（不過在1963—1965年，烏布利希當局曾試圖進行經濟改革，並在針對青年人、工人和文化的政策上采取了一定的自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