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的經濟與社會

對20世紀80年代的任何一個普通的觀察家來說，東西德最明顯的差異就在於人民的生活水平。西德是一個繁榮、西化、以消費者為導向的社會。時髦的轎車保養得很好，“嗖”地一下穿過了高速公路；盡管越來越多的人叫嚷著“森林要消失了”，但西德總體的環境還是很幹凈，而且物產豐富。相反，東德單調、灰暗的環境令遊客震驚。褐煤制造的煙霧汙染了空氣；又小又破的汽車在坑坑窪窪、布滿鵝卵石的公路上顛簸（除了西德到西柏林的高速公路還保養得很好）；房子破破爛爛；商店裏可供挑選的商品有限並且質量低劣。不過，這些表面現象在反映現實的同時，也掩蓋了更深層的現實和更復雜的真相。

實際上，東德也經歷了西德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經歷的所謂“經濟奇跡”。西德的情況眾所周知。從1948年貨幣改革前開始，在馬歇爾計劃對心理和物質的雙重激勵下，德國經濟快速起飛，並在20世紀50年代達到了驚人的發展速度。由於難民的湧入和戰俘的歸國，50年代初期的失業率相當高（大約8%），但50年代末形勢發生了逆轉，反而出現了勞動力的短缺。同時，經濟增速也逐漸放緩，西德經濟在60年代基本和其他西方工業國家持平。1966—1967年，西德遭遇了短期的經濟衰退，但大聯合政府的經濟政策成功地應對了危機。由於極度依賴貿易和石油進口，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機，以及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經濟衰落都對西德產生了影響。比起前幾個十年，80年代西德經濟可能有些停滯，失業率高達8%—10%，經濟增長率只有2%—3%，但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許多德國人最擔心的通貨膨脹率在80年代卻是全歐洲最低的。

戰後政府采取的經濟政策和方式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在保守派政府的領導下，前經濟學教授、阿登納的經濟部長路德維希·艾哈德制定了以新自由主義和“社會市場經濟”為理論支持的經濟政策。他認為，國家應當保證或提供促進經濟發展的條件，但必須克制自己，不要過多地幹預經濟，盡量讓市場發揮作用。“社會”這一限定詞就意味著政府必須提供條件，保護社會最弱小的成員不被脫韁的市場的毀滅性力量所傷。艾哈德想要拋棄納粹政府對經濟的幹預傳統，這是可以理解的。許多批評家認為，西德經濟既不“市場”也不“社會”。政府不可避免地采取各種方式幹預引導經濟，還自己當上了大雇主。盡管同盟國試圖拆分大公司，並采取措施應對卡特爾集團，但自由市場的運作又推動了德國經濟的集中趨勢。去卡特爾化在西德遇到了如潮的反對意見，艾哈德的第一個法案沒有通過，最後通過的1957年版本摻水太多，漏洞太多，導致西德工業的集中趨勢只增不減。另外，20世紀50年代的政策還包括低稅收、高利息率和利潤、小幅增加工人收入、國內信用緊縮以及鼓勵投資等，這些政策雖然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但同時也拉大了貧富差距。政府的政策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以至於到了60年代，很大比例的財富掌握在社會上很少一部分人手中。這些政策的支持者認為，既然蛋糕在短時間內變得這麽大，這種不平等也就不重要了。在絕對意義上，社會所有成員的生活水平都比原來提高了一大截。對60年代的大多數西德人來說，他們沒有忘記戰後的“饑餓年代”，因此這可能比所有的相對不平等都要重要得多。

1963—1966年，艾哈德政府瓦解，加之1966—1967年的經濟衰退，大聯合政府的總體政策轉變為新凱恩斯主義。政府實行稅改（包括人們認為相對較高的11％的增值稅），加大在經濟基礎設施，尤其是高速公路建設上的投資，並推行高等教育擴招政策。1967年頒布的《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法》以及在政府的推動下達成的雇主與工人的“協調行動”（實際上工人在1977年退出了），都強調了研究和經濟計劃的重要性。不過70年代晚期，政府不再相信經濟計劃，反倒傾向於采取主動的危機管理方式。隨著失業率的不斷上升，加之人口結構上的劣勢，工作的人更少了，而領養老金的人相對增多了。在施密特政府執政的最後幾年，主要的紛爭還是在稅收和福利的平衡上。偏右翼的自民黨經濟部長拉姆斯多夫（Lambsdorff）與更關心福利的社民黨左翼成員無法達成一致，最終社民黨倒戈，轉而支持基民盟主導的赫爾穆特·科爾政府。在科爾的領導下，德國的經濟政策從新凱恩斯主義轉為新自由主義。不過，80年代科爾政府並沒有采取英吉利海峽對面的保守派政策，即當時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Mrs Thatcher）偏愛的激進的經濟改革和大規模的私有化政策。另外，在科爾執政期間，德國工人罷工的良好記錄持續惡化，勞資關系越來越緊張，罷工次數增加，因此政府不得不立法，試圖限制罷工並控制其帶來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