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德的經濟與社會（1949—1989年）

早在1949年，東西德的社會經濟結構就已經存在著顯著差異了。兩國正式建立後，這些差異越來越明顯。

占領時期，蘇聯沒收了莊園之後開展的農業集體化經歷了兩個主要階段，分別是1952—1953年和1959—1960年，並有三種合作制。到60年代末，東德農業大部分變成了集體制，其中土地、牲畜、機器和工具都是公有制。70—80年代，農業的產業結構發生了改變，專業化越來越明顯，尤其是在果樹種植、莊稼種植和牲畜養殖等領域。此外，還有許多中間組織負責協調各企業的生產計劃以滿足全國的生產目標。雖然沒有西德農業那樣高效（西德農業受益於一個強大的農業疏通機構，以及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共同農業政策），但東德的農業還是相當高產的，國內的基本食品可以做到自給自足（雖然消費者的選擇很有限，比如水果）。對80年代的遊客來說，看到密集排列的聯合收割機在東德集體化的廣闊田野上整齊地移動，而另一邊的波蘭鄉間卻行駛著一輛輛慢吞吞的馬車，其對比令人震驚。東德的另一個農產品供應源則是私人的小塊土地和分配的園地。政府希望在主要的集體制外補充這些私人土地，因此在80年代鼓勵私人經營。

東德的工業結構也經歷了一系列的改革。政府迅速消除了生產方式的私有化，因此工業生產要麽是“人民”（即政府）所有，要麽是有政府參與的合資形式。50年代的東德工業特征首先是斯大林主義，即重視所有的重工業，1953年爆發起義後，政府對消費主義做出了一些讓步。其次是一系列計劃的宣告和實施。不過，計劃經濟卻遇到了一系列的問題，比如目標太過不切實際，只重視產品數量，卻不重視產品質量，產品根本賣不出去等。1963年，蘇聯正醞釀新的經濟政策，於是東德推行了新的經濟體制，在經濟上采取權力下放的措施，各級政府有更多的決策自由，並用利潤和獎金來激勵生產者。既然現在利潤變得重要了，產品質量就成為必須考慮的因素，因為產品必須能賣得出去。新的經濟體制本身存在很多問題，使三次價格改革成為必然。比如，管理者大多缺乏管理經驗，現在卻突然要對企業的績效負責。1967年，新經濟體制修改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然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爆發“布拉格之春”運動後，這些經濟試驗在60年代末就悄然終止了，因為東德領導人擔心經濟領域的權力下放可能導致政治上的權力下放和民主化。應當注意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況相反，烏布利希執政時期經濟決策權的分散並沒有導致東德政治的民主化。70年代，在昂納克的領導下，經濟又開始集權化。

昂納克執政時期，東德的工業結構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由於東德經濟長期依賴貿易和石油進口，20世紀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早期的經濟衰退給東德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在此之後，政府試圖協調研究、技術發展和生產之間的關系，在經濟計劃中使用更敏感的經濟杠杆，同時總控制權依舊掌握在中央政治局和部長會議的手中。

盡管遇到了一些困難和障礙，但東德經濟的總體運行態勢是好的。雖然東西德之間的自然經濟聯系被強行切斷，東德被迫加入了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與發展較為落後的經濟體進行一體化，戰後又遭受了拆除和賠款政策的蹂躪，但東德經濟還是一路上升。到80年代，東德成了東歐人均產量最高的國家，從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來看，東德穩居世界主要貿易國的第12位。它並沒有與生俱來的自然資源優勢，能源上雖然逐漸轉向核能，但還是嚴重依賴國內劣質褐煤和從蘇聯進口的石油。與大多數東歐國家不同（捷克斯洛伐克西部除外），東德在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前已經完成了工業化。傳統的優勢產業包括機動車和機器生產，以及化學、光學和電子產業。在微電子和電腦產業，雖然東德緊跟在西方之後，而且只能在東歐出口電腦，但仍然在這些領域取得了發展。

相比其他經濟互助委員會的成員國家，東德擁有一個可能會被忽略的重要的經濟優勢，那就是東德和西德的特殊關系。由於兩德之間不設關稅，加之有利的貿易和信貸協議，東德成了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秘密成員。東德貿易的1/3都是和非經濟互助委員會的成員國家達成的，其中1/3是與西德（占東德對外貿易總額的8%左右）。除了有利的貿易和信貸協議，西德還成了可靠的供貨源，從而避免了東德在生產中經常遇到的瓶頸。另外，通過與西德的特殊關系，東德還獲得了大量的西德硬通貨，以及西德對建設通往西柏林的高速公路的贊助、旅客交付的通行費、遊客去東德旅遊必須兌換的貨幣、西德對特定項目的支持（例如，西德的教會資助東德修復當地的教堂，或購買當地教會醫院的醫療設備）、西德居民給東德親友的匯款，等等。在東德的危難關頭，西德還提供了優惠的貸款條件，幫助東德平穩度過了80年代早期的經濟危機，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比其他西歐國家還要順利。東德的勞動力相對來說受過良好的教育，能夠熟練高效地工作，在解釋東德經濟相對成功的原因時，盡管這一點也相當重要，但東德與西德的特殊關系也是不容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