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殺、反抗與戰敗（第2/3頁）

圖33 波蘭拉多姆（Radom）猶太人居住區。一張公告上寫著未經警察允許不得入內，並警告來訪者，內有傳染病蔓延。居住區內的猶太人被降等為危害健康的怪物，甚至被比喻為國家體內的“病菌”、“癌症”，遭到猶太“汙染”的國家必須接受凈化。慕尼黑巴伐利亞州府档案館藏。

納粹在組織上、技術上都力求完美，在短時間內殺害了超過600萬的猶太人，幾乎滅絕了歐洲的吉普賽人，還殺死了大量納粹主義的政治敵人以及其他“不配活著的”人。這些人的文化背景、政治背景和國籍背景多種多樣，包括共產黨、社民黨、保守派、新教徒、天主教徒、耶和華見證人等。這個屠殺行為的始作俑者，正是這個擁有巴赫的音樂和歌德的詩歌的國度，這讓人們內心充滿了疑問，而這些疑問讓人不忍去想，更別提回答了。但這並不意味著應當脫離真正的歷史解釋。不管因果關系，只是譴責，只是感到駭人和恥辱，這樣的反應是可以理解的，卻不能逃脫罪責。希特勒創造出這樣一種氛圍，推動了大屠殺的發生。這甚至和德國的其他目標相沖突，比如戰爭中對奴隸勞動力的需求。一些人解釋說這只是因為德國落入了一個特別邪惡的個人手中，但這是不對的，希特勒不是唯一有罪的人，也不能讓一小撮圍繞著希特勒的狂熱分子負全責。希特勒的掌權不是偶然，其政權也不是光靠恐怖和壓迫手段來維持的。很多德國人以不同的方式，或是用行動推進了大屠殺，或是什麽也不做，放任大屠殺的發生。猶太人被集中起來送到東部，直接在用於中轉的特雷津（Theresienstadt）等集中營被處死，或間接地被處死，而不是重新安置。至少到1943年末，已經有相當一部分德國人知道了這一情況。許多中立國家和與希特勒作對的國家政府也知道，但英美等大國，出於一系列或好或壞的原因，選擇無視這一問題，只集中注意力在軍事上打敗德國。

不管人們對納粹政府的可怕行為了解多少，大多數德國人選擇無視，或幹脆不信這件和他們並不直接相關的事情。這些不脛而走的消息被政府封鎖得比較好。在納粹德國，一些勇敢的團體和個人試圖反對希特勒並終止他的統治，其中包括許多在地下活動的左翼反對團體。20世紀30年代，盡管社民黨領袖被流亡，共產黨成員也往墨西哥或歐洲西部疏散，但這些團體仍然持續會面、討論並組織活動。也有很多人很絕望，覺得什麽也做不了，只能以象征性的方式表達他們的不滿，比如“雪絨花海島”（Edelweis Pirates）或搖擺樂文化等持不同政見的青年團體。對於那些拒絕同意或遵從納粹政府要求的人們來說，他們幾乎什麽也做不了，只能和具有相似想法的人們一起堅守信仰。其中，一些地位較高的人進入了精英圈子，試圖影響外國的觀點，或改變事件的進展，比如亞當·馮·特羅特（Adam von Trott）。但由於種種原因，這些努力都沒有獲得成功。一些人只是運氣不好，而希特勒運氣極佳，總能避開刺殺。施瓦本的木匠喬治·艾爾塞（Georg Elser）單槍匹馬成功掏空了慕尼黑啤酒館的柱子，往裏面安裝了一顆炸彈，並預計在希特勒進行啤酒館政變紀念演說的時候爆炸。不幸的是，1939年11月9日至10日晚，慕尼黑起了霧，希特勒最後決定不按預定計劃飛回柏林，而是提早離開酒館，搭乘夜裏的火車。因此，當炸彈爆炸的時候，他早就離開演講廳了。艾爾塞在逃亡瑞士途中於邊境被捕。戰爭期間他一直被關押在集中營，並於1945年4月在達豪被射殺處決。慕尼黑的一個天主教學生團體同樣勇氣可嘉。這個團體名為“白玫瑰組織”（White Rose），由漢斯·朔爾（Hans Scholl）和蘇菲·朔爾（Sophie Scholl）領導。他們印制、分發批判納粹政權的傳單，試圖鼓動大眾，並和其他反對團體建立聯系，共同反對納粹政權。然而，他們能做的，不過是在鋪天蓋地的自私、盲從與冷漠之中讓良心與道德的火苗不至於熄滅。最後，適值青春韶華的他們，年僅20多歲就被抓捕處決。許多像他們一樣的人也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戰後，最吸引西德公眾注意的反抗運動是1944年西德發生的“七月密謀案”。這對後來的西德民主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史學家們對此也有不同的看法。許多參與“七月密謀案”的人曾在20世紀30年代幫助納粹政權上台並維持其統治。大多數保守派的民族主義者對希特勒的修正主義外交政策十分贊同，對他們中的很多人來說，直到1938年，他們才開始對希特勒產生懷疑。要想顛覆希特勒並讓保守派上台，可以說是困難重重。軍隊已經對希特勒宣誓效忠了，早期戰爭的勝利也讓政變兇多吉少。到1944年夏，戰爭的敗勢越來越不可逆轉，人們譴責軍隊的抵抗只不過想讓德國免遭徹底的毀滅和占領。另外，民族主義反對派對希特勒下一屆的政治體制並無定論，大多數人實際上反對民主制，他們想要精英統治的集權政府，不希望回到魏瑪共和國的憲政，不希望公民參與政府決策，對新政權如何取得合法性也沒有一點概念。無論如何，他們希望的新政府形式永遠不可能實現。施陶芬貝格試圖謀殺希特勒，最終失敗了。他把裝有炸彈的公文包放在“狼穴”的大桌子底下，希特勒和其他人當時正在討論軍事計劃。炸彈成功爆炸了，施陶芬貝格在離開大樓後看到炸彈爆炸的一幕，回到柏林宣告刺殺成功。然而，公文包上面的大桌子卻成了防護屏，在爆炸的時候保護了希特勒，他只受了輕傷。而在此之後，恐怖統治就達到了最高峰。這個事件的主要參與者被捕，並被以最殘酷的方式處決，蓋世太保還抓捕了上千人監禁和拷問，大多數人最後都被處決。1944—1945年，最輕微的“反政權罪”也要遭到懲罰，成千上萬的德國人由於聽外國廣播、開政治玩笑被處決，這些都記載在柏林普倫岑湖（Plötzensee）監獄的詳細档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