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和啟蒙運動（第2/4頁）

當一些邦國依舊無法容忍宗教少數派時，另一些邦國則漸漸展現出有限度的寬容。這種寬容多半是由於經濟和社會的原因，而非經過對道德正確性的理性思考。三十年戰爭後，出於人口和經濟增長的考慮，普魯士敞開大門，歡迎對自己有利的宗教少數派進入邦國繁衍生息。例如，1685年南特敕令廢除後，被驅逐出法國的胡格諾教派大約有30萬人，而留在勃蘭登堡—普魯士的有2萬人左右，因此柏林也存有法國文化的痕跡。1731年，約2萬名新教徒從薩爾茨堡逃往北部，門諾派（Mennonites）、青岑多夫的弟兄會（Zinzendorf’s Brüdergemeine）等少數派教徒也在普魯士定居下來。普魯士的宗教信仰因此呈現出多元化的格局。其領主信仰加爾文教派，對不同的宗教信仰也相當寬容，這也是為什麽領主能與早已奠基的路德國教教會和平相處的原因。

18世紀的德國，猶太人的地位也發生了改變。從中世紀起，由於猶太教允許放高利貸，猶太人一直從事商業中介和貨幣借貸。他們聚居在幾個有限的猶太人居住區，其中最大的在法蘭克福。由於他們的穿著、相貌、宗教信仰和習俗都十分獨特，加上他們特殊而又容易令人憎惡的商業角色，猶太人總是成為迫害的對象。人們甚至以為猶太人在儀式上會殺死小男孩，而這僅僅基於1476年特倫托的西蒙之死的故事。這種偏見引發了16世紀對猶太人的“報復性”攻擊，人們甚至把它刻在了法蘭克福的大門石頭上，用以警示後人。18世紀，猶太人開始采取新的規章，在某些領域獲得了新的地位，境況也得到了一些改善。專制主義加劇的邦國發現猶太人的資金和金融經驗對其十分有利，尤其是那些對邦國的發展和經濟管理感興趣的領主。許多猶太家族在實業和銀行業的影響舉足輕重。還有特殊的“宮廷猶太人”，他們在各項事務上為宮廷諸侯提供服務，其中包括符騰堡公爵卡爾·亞歷山大（Karl Alexander）手下的許斯·奧本海默（Süss Oppenheimer）。納粹後來拍了一部瘋狂的反猶電影《猶太人許斯》（JudSüss）來影射他。大多數猶太人只是小商販，他們的法律地位差異較大，但在某些地區有所改善。約瑟夫二世於1781年在奧地利頒布的寬容敕令讓大多數的非天主教徒可以私下進行宗教活動。1782—1783年，幾位諸侯頒布的一系列法令解放了猶太人，猶太人因此可以在維也納地區的任何地方定居（不只是他們的居住區），但是他們的數量仍然受到限制，也無法修建猶太教教堂。對猶太人的財稅剝削仍然持續，不過某些強制性、羞辱性的慣例被廢除了，比如佩戴黃色臂章。在普魯士，雖然猶太人直到1811—1812年才取得了法律上完全的平等地位，但他們確實在18世紀獲得了較多有限的特權。第一所猶太人學校於1778年在柏林成立，猶太人的期刊也是在德國報刊業快速發展的時期創辦的。猶太人為啟蒙運動也作出了貢獻，其典型代表為摩西·門德爾松（Moses Mendelssohn）。他是萊辛的劇作《智者納坦》（NathanderWeise）描寫的對象，劇作的主題是呼籲宗教寬容。

德國的啟蒙運動，比英國和法國的啟蒙運動開始得要晚，並有其自身的特點。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歐洲發生了思想上的變革。新的文化相對主義和理性主義開始取代以神為權威的思想。當代重大問題，包括人類受苦的問題、善與惡的本質、對新近發現的文化和信仰的多樣化解釋、國家與社會的最佳組織方式、教育和社會工程的可能性，等等。盡管這些問題在當時有多種多樣的答案，但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仍運用批判思維和理性，進行質疑、分析、探索。英國思想家中，弗蘭西斯·培根對形成以實驗為主的科學方法作出了貢獻，艾薩克·牛頓為人類探索了宇宙法則，約翰·洛克則在早期的社會學和政治科學領域作出了重大貢獻。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達朗貝爾和盧梭等法國哲學家對法國的啟蒙運動作出了各種各樣傑出的貢獻，他們總體上更為唯物主義、反教權主義，有時具有共和主義傾向。基於其特殊的社會和政治背景，德國的啟蒙運動與當時的宗教和專制政體更為融洽。

在德國，啟蒙運動的主要影響直到18世紀中期以後才開始顯現，但德國早期的啟蒙思想者包括堅持形而上學觀的戈特弗裏德·威廉·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賽繆爾·馮·普芬多夫（Samuel von Pufendorf, 1632—1694）、克裏斯蒂安·托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 1655—1728）和克裏斯蒂安·沃爾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說來也怪，哈勒大學居然同時是虔敬主義和啟蒙運動的中心，但這二者並非和平共處，而是處於激烈的競爭關系中，一方占上風，另一方就處於守勢。哈勒的克裏斯蒂安·沃爾夫的理性主義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學子，啟蒙運動對18世紀教育發展的影響與虔敬主義不相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