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的影響

18世紀，德國的一些邦國發生了改革運動。在腓特烈二世統治下的普魯士和約瑟夫二世統治下的奧地利，制訂了許多方案，試圖將行政體系現代化並改善當地經濟。專制主義和啟蒙運動的關系不斷變化，可能與改革並不相關，不過領主和官僚都在審查並實施各種方案，來改善當地政府的運行。例如，普魯士於1763年頒布了《鄉村學校規程》（Generallandschulreglement），將初等教育義務化，1766年又進行了區劃改革（Landratsreform），1770年實施行政改革，1766年關稅和消費稅改革，1765—1770年農業改革，以及1780年重新編撰、1794年出版普魯士法典。普魯士法典的出版確立了普魯士法治國家（Rechtsstaat）的性質。1763年後，只有軍隊未進行改革。約瑟夫二世統治下的奧地利的改革，尤其是在約瑟夫二世特別關心的教會和農業改革，也毫不遜色。不論是普魯士還是奧地利，在改革的過程中都遇到了嚴重的問題，主要是因為領主沒有意識到改革需要各方的支持。於是，比領主更了解社會現實的官僚們，只得繞過甚至哄騙領主，使其他措施得以實施。不管腓特烈二世和約瑟夫二世的政績如何，由於他們的半集權、半官僚、半專制、半啟蒙的統治性質，邦國中留下了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在一些小邦國中，領主與社會的脫節可能沒有那麽嚴重，其統治的領地更小、更集中，人口的民族和語言組成也較為單一（不像哈布斯堡的領地，以及程度稍輕的勃蘭登堡—普魯士地區），因此民眾更為同質，更好管理。小邦國關乎軍事力量和國家建設的改革較少，而針對民眾生活水平的改革則更多。

人們也嘗試著改革帝國本身。由於普魯士對《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中包含的一些帝國憲法的規定並不理會，許多人因此認為，帝國本身需要改革。同時，普魯士的崛起對奧地利造成了一定的威脅，普魯士和奧地利都有可能和歐洲其他國家結盟。因此，一些中小規模的邦國打算聯合起來，形成第三股勢力，以實現權力的平衡。18世紀80年代，各方積極改革帝國。然而，這些措施在90年代初大部分都失敗了。因普魯士主導了諸侯聯盟並將自身的政治計謀置於帝國利益之上（如在比利時的問題上），小邦國聯合為“第三個德意志”（後來的稱呼）的行動受挫，而教會的改革也與約瑟夫二世的宗教改革沖突，並在羅馬教廷中激起眾怒。18世紀90年代初的德意志帝國雖不是無可救藥的一潭死水，但確實陷入了某種混亂之中。

不過，18世紀90年代初的帝國完全跟革命不沾邊。社會上的確有一些矛盾，這些矛盾雖和往常一樣，但形式有些變化，也預示了19世紀初期的一些問題。由於農業改革等因素，人口開始增長，同時伴隨著窮人和乞丐數量的增長，引發了周期性的社會動蕩。知識分子有些不滿，18世紀80年代有了點政治自由主義的苗頭。不過總的來說，當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時候，大多數德國人起初抱著隔岸觀火的態度，尤其是西部地區，還有一種優越感，覺得德國不需要革命就能夠改革。1792年起，當正在革命的法國和普魯士、奧地利開戰時，這種帶著點同情的遠觀卻很難繼續維持下去了。因為法國大革命從揮舞著理想主義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變成了恐怖的政權，帶著侵略性和帝國主義的獨裁統治。德國受到了全方位的影響，被攻擊、肆虐、占領、整頓、剝削、挑釁，整個德國都受到了震驚。1815年，德國已經面目全非。而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松松垮垮的神聖羅馬帝國徹底解體。1814—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誕生了歐洲的新條約，用來代替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開啟了德國歷史的新時期。

1792年，法國入侵神聖羅馬帝國。在法國順利取得幾次勝利後，1794年贏得了萊茵河以西的土地，並一直統治到1814年。雖然有些歷史學家（尤其是東德歷史學家）一直在查詢档案，試圖找到雅各賓派留在德國的證據，而其他歷史學家（主要是西德的）則一直在搜尋早期民主派或德國民族主義者的證據。總體上，大多數德意志臣民似乎毫不抵抗，直接服從新政權的統治。這些新政權還包括格奧爾格·福斯特（Georg Forster）領導下的傀儡政權美茵茨共和國。這些地區至今還留有法國占領時期的痕跡。法國在這些地區整頓了行政、司法和法律制度，廢除了農奴制和封建等級。至今，法國與德國仍為萊茵河到底是“法國的邊疆”還是“德國的河流”而爭論不休。德法兩國對薩爾（Saar）、阿爾薩斯（Alsace）和洛林地區（Lorraine）的爭議持續不斷，這種爭議在後來的一個半世紀中一直影響著德法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