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和啟蒙運動

1648年至1815年間，德意志社會和文化發生了長期、緩慢的巨變，影響深遠。好戰、獨立的封建貴族成了以宮廷為中心（就算仍然好戰）的貴族階層；同時，受過教育的新興中產階級的數量增長，他們通常擔任公務員和低級宮廷官員的職務。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教育，掌握了基本的讀寫能力，人們開始探索新的思考和探尋方式。基督教信仰在社會和政治領域的作用也發生了變化，它不再是引發戰爭的緣由，並且失去了在文化精神領域的領導地位。經文作為歷史文本解讀，其絕對的權威也受到了質疑。新的宗教流派更注重內心世界，同時，實踐理性主義也開始發展，人們對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的看法不斷變化。而不管有多少陳腔濫調認為德意志人民不關心政治，德國啟蒙運動還是使地方的行政管理變得更加務實了。18世紀晚期，德國掀起了文學復興，德語發展成為文學語言，辭藻變得極為豐富。18世紀的德國在古典音樂上的成就也是驚人的。不管18世紀的德國是否是個政治上落後的國家，都不可否認它在文化上的活力，而這也是由德意志當時特殊的社會和政治環境所催生和促進的。

圖17 巴伐利亞南部貝內迪克特博伊埃爾恩（Benediktbeuern）修道院的祭壇。攝影：哈裏特·C.威爾遜（Harriett C. Wilson）。

17世紀晚期是德國巴洛克盛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南部的天主教邦國，那裏豎立著宏偉的巴洛克教堂和修道院，代表了教會的精神和世俗權力。從慕尼黑的鐵阿提納教堂（Theatinerkirche）的設計中看到，這一時期建築風格深受意大利的影響。同樣，教堂設計與宮廷風格的藝術也密不可分，後來被更為輕快、世俗的洛可可風格所取代。正統的路德教派在三十年戰爭後發展成更為壓抑的經院哲學，絲毫沒有天主教派在措辭上的細致和愉悅。

17世紀末至18世紀，新教和天主教正統教派都遭到了一些教派的反對。詹森主義是羅馬天主教的改革運動，旨在廢除天主教內部的一些所謂“迷信”因素，但並未獲得長期的成功（經常遭到指責的圖像崇拜一直延續到了20世紀，尤其是在農村地區）。還有所謂的“天主教啟蒙”，部分是為了反對看似過分擴張的耶穌會勢力。在新教教派中，許多人贊同菲利普·雅各·施本爾（Philipp Jakob Spener）的觀點，認為應當延續新教傳統的直接宗教體驗，即信徒直接與上帝交流，並可以基於個人對經文的理解，積極融入宗教生活。虔敬主義認為宗教改革還不夠徹底，僅僅停留在了神學的層面，並未改變生活。他們強調個人的皈依經歷，鼓勵信徒過上新的、積極的基督教徒生活。非國教教徒的小團體開展秘密集會，一起讀《聖經》、祈禱，並分享彼此虔誠的生活。

雖然漢堡、薩克森等地區虔敬主義教徒往往面臨被處決並驅逐出境，但在其他地區，他們卻能夠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由於不同的德意志領地邦國、教會和社會的關系各不相同，虔敬主義教徒在不同地區遭到如此迥異的對待，是可以理解的。符騰堡地區相對穩固的路德教會甚至能夠包容虔敬主義的思想，這後來影響了圖賓根大學一代又一代的學生，包括格奧爾格·威廉·弗裏德裏希·黑格爾（1770—1831）和弗裏德裏希·席勒（1759—1805）等名人。可以看到，在普魯士，國王支持虔敬主義，以此對抗在地方雖根深蒂固卻搖搖欲墜的路德派信仰。隨著虔敬主義教育機構數量的激增，從奧古斯特·赫爾曼·弗蘭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在哈勒的著名孤兒院和學校，到新建的哈勒大學（1694），再到柯尼斯堡等地，虔敬主義的影響逐漸深遠。雖然無法精確地計算，但是其影響仍可以說廣泛多樣。許多學者認為，德國重大的文化運動，比如注重內心世界和個人發展的感傷主義（sensibility，Empfindsamkeit）和中產階級的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注重描寫自我成長和教育），都受到了虔敬主義思想的影響。另一些學者認為，虔敬主義與後來約翰·戈特弗裏德·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提出的世俗化文化、民族主義，以及愛國主義是一脈相承的。無需牧師或教會等機構，教徒們就可私下會面討論自己對《聖經》的理解，這毫無疑問促使人們重新信任理性。因此，18世紀的德國誕生了新的精英階級，不分等級，亦不問出身。強調實踐、相信天賦提升的可能性，這些理念擴展至初等、中等普及教育中，尤其是在普魯士，不過這並不是為了推翻當時的社會秩序。無法確定的是，虔敬主義提倡重視內心世界，是否導致了人們對政治越來越不關心。個人對宗教事務的關心程度和對世俗政治的參與程度都取決於其個人境況和性格。誰也不會責怪奧古斯特·赫爾曼·弗蘭克缺乏政治熱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