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晚期的德國（第3/4頁）

教會保持著自身在政治、經濟、知識和文化領域的重要地位。上流社會的主教常常還是封建領主。而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基督教會的統治可能比世俗領主更可怕，因為一旦犯錯，就可能同時根據教會和世俗的法律被處以雙倍的罰金。不過，不能將“教會”和“宗教”理解為內部毫無紛爭的單一實體。教皇體制所涉及的權力關系非常緊張，從中世紀盛期起，教皇自身就一直處於政治的泥沼之中（包括法國籍教皇統治期間，在阿維尼翁城發生的“巴比倫囚禁”）。教皇和大公會議的職責引發了矛盾，在大公會議主義者（conciliarists）看來，世界性主教會議的權力應在教皇之上，但他們失敗了。如果我們將中世紀晚期的紛爭看作是世俗的人文主義和教會的經院哲學之間的鬥爭，那麽我們就把問題簡單化了。加百列·比爾（Gabriel Biel）等人追求新的宗教解釋，當時宗教虔誠的主流解釋，例如現代靈修（devotio moderna，強調內心世界，通過超脫世俗獲得救贖），被認為影響了後來的宗教改革。也有許多異教傳統在民間流傳：在波希米亞，揚·胡斯（1369—1415）的追隨者，被稱為胡斯信徒（Hussites）；14世紀波希米亞的瓦勒度教派（Waldensians）；15世紀的阿爾比教派（Alpine valleys），還有一些無法自圓其說的異教思想。民間的宗教應該沒怎麽受到神學爭論的影響。歷史學家才剛剛開始搜集歷史資料，他們想知道當時不識字的民眾的宗教體驗和慣例，史學界也對民間的“基督教化”（Christianised）的程度問題爭論不休。但很清楚的是，在中世紀晚期的民間宗教裏有高度的魔法成分，人們借此理解神秘莫測、險惡嚴苛的自然和人類社會。中世紀晚期，教會將這些魔法元素吸收進了基督教的儀式當中。這些模仿地獄、惡魔和火焰的儀式給人身臨其境的感覺，而紐倫堡藝術家阿爾布雷希特·丟勒（Albrecht Dürer）的繪畫和雕刻作品更是展現了死亡無處不在，讓人們對於死後的世界更為敬畏和擔憂。這種擔憂讓教會有利可圖。教會規定通過善行能夠獲得贖罪，而善行包括向教會的捐款。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中世紀晚期的生活和五百年前一樣，仍然惡劣、殘酷而又短暫。宗教和魔法提供了一整套強大的、難以分辨二者界限的方法，來解釋和控制對生活的經驗。同時，神職人員作為教會的官方代表，常常成為人們仇視和攻擊的對象。

圖5 艾克·馮·雷普戈（Eike von Repgow）《薩克森明鏡》中的一頁，圖中描繪將城堡作為采邑授予臣子的景象。沃爾芬比特爾（Wolfenbüttel）的奧古斯特大公圖書館（Herzog-August-Bibliothek）藏。

到公元1500年，德國已經形成了和英法較為中央集權的君主制度大不同的政治體制。歷史學家已經花費了大量的時間，試圖解釋中世紀德國王權的孱弱。學者們注意到了一些因素，比如德國相對較大的國土面積。而對於那個沒有現代交通設施的時代來說，中央權力更難管制地方。另外，德國缺乏明顯的地理邊界和清晰的邊疆。但最重要的因素，仍是權力結構和權力分配。地方的權力委任模式（在前工業時代的社會中是必要的）導致了不同的政治結果。比起一心要擴大王朝版圖的世俗領主來說，獨身神職人員的采邑無法繼承，因而對國王更為忠誠。不過，在法國的神職人員占有零星的土地，並努力維護中央權力的同時，德國的主教作為封建領主卻在短時間內積聚了大量的財富和權力，教會日漸從國王的手中溜走了。國王也不可能直接讓外地人當公爵，更不可能分給他采邑，因為外地人雖然不會發展成本地的勢力來對抗國王，但比起國王授予的采邑，在自由保有的土地上更容易進行有效的市政管理。另外，中世紀歐洲國家中不同貴族家族的特征、德意志國王的選舉本質、在一些重要的危機時期國王的壞運氣也是導致德國王權孱弱的重要原因。很明顯，任何對此的解釋都會提到一系列的因素，它們不僅僅是老生常談的那些，比如對意大利的政治投入和敘任權鬥爭的結果。但是，在所有的這些討論中，我們都必須注意到，認為中世紀德國的王權孱弱是個嚴重問題的，多是19世紀和20世紀的歷史學家，而非現代人。因為對於前者來說，民族和國家是最自然的政治單元；而對於後者，政治的體驗則局限在個人和地方上。因此，對現代人來說，比這個問題更有意思的，恰恰是其相反的一面：為什麽中央集權的國家（後來的民族國家）是資本主義以及工業社會的政治基礎呢？這些國家被後資本主義下新形式的跨國經濟聯邦取代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也就是說，可以在更廣泛的視角下解讀德國的政治體制，而不僅僅將它看作是“失敗”、“扭曲”、“遲來”的後繼者。此外，如果從長遠的視角來看，中世紀晚期德國多姿多彩的城市和精神生活，實際上為後續的西方文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一點也是不容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