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晚期的德國

雖然城市在12世紀已經變得很重要了，但直到13世紀，它們的數量和地位才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到13世紀中期，城市的數量已經增長了10倍，達到了大約3000個。雖然大多數城市的規模都非常小，但它們都很重要，並且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這些城市的起源和特征各有不同：有些建立在羅馬城市的基礎上；有些是作為諸侯的居住地，或國王和諸侯的行政中心而建立起來的；另一些則是貿易、生產和市場擴大的結果。在德國東部，一些新的城市，如裏加（Riga），在殖民地上拔地而起，而南部和西部的城市密度則更大。至今，在許多地方還遺留著當時城市的特征：城墻、要塞、城堡、教堂，可能還有其他宗教建築、雄偉的市政大廳、協會禮堂，以及城市貴族居住的伯格之屋（burgher houses）。

有趣的是，雖然布拉格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是帝國的中心，但由於德國政治的地方分權特點，沒有一個城市發展成像倫敦或巴黎一樣的皇室首都。城市的政治地位取決於它們是邦國城市（Landesstädte），還是由地方統治者（世俗或基督教會的統治者）管理的城市，或是帝國的直轄城市（Reichsstädte）—完全獨立並只承認皇帝的最高權力地位。城市有可能是封建主的權力基地，也可能自身就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諸侯和皇帝在必要的時候，需要與其進行鬥爭。城市常常聯合起來組成城市同盟，比如1254年成立的萊茵城市同盟，1376年成立的施瓦本同盟。在1387—1388年發生的城市大戰（Great Town War）中，這兩大同盟被諸侯們打敗，雖然此前施瓦本同盟是有能力來抗擊諸侯的。1488年，完全不同於舊同盟的新施瓦本同盟成立。而在瑞士的林谷和山脈中發展起來的瑞士邦聯，則意圖推翻哈布斯堡領主的統治，並最終在1648年正式獲得了獨立國家的地位。而那些位於德國西南部的城市，由於種種原因，既沒有采取瑞士的方法（即城市地區和農村地區形成同盟），也沒有加入奧地利，而是在16世紀初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發展模式。而其他同盟的組建則更多的是出於經濟合作的需要。其中最著名的是漢莎城市同盟（Hanseatic League，名字起源於1358年），它由北部城市組成，呂貝克城占領導地位。20世紀末的漢堡和不來梅仍然為擁有這一段歷史而感到驕傲，因此，它們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了“漢莎（Hanseatic）”，車牌的字母也是“HH”[1]和“HB”[2]在城市的內部，社會還遠遠沒有達到平等。少數富有的家族掌控著市政府，他們抱有典型的富有市民的政見。有趣的是，比起英國，德國城市和鄉村之間的交流相當少（瑞士除外）。德國的富有市民在政見上非常反對貴族，因此，他們不像英國的富有市民一樣離開城市，到鄉村裏去做鄉紳。在德國，富有階級和貧苦大眾的強烈對比形成了不同的社會階層（estate），並一直持續到了19世紀的工業化時代。

圖3 1368年，奧格斯堡市政府移交給手工業行會。素描出處：Das Behaim Ehrenbuch der bürgerlichen und zunftlichen Regierung der hl. Reichsstadt Augsburg（1545）；翻印自：Weltgeschichte（Berlin: Ullstein, 1907—1909）。

雖然如此，在那樣一個充滿了無盡的爭鬥和突如其來的暴力沖突的年代，城市對於逃難的農民來說，仍然是一個有圍墻的安全之地。中世紀晚期的德國是否是一個特別暴力的社會，而同時期的歐洲其他國家是否同樣充斥著暴力，歷史學家們對此看法不一。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確定的一點是，德意志皇帝作為中央權力的代表，他的表現過於軟弱，無法維持和平。比起權力更加集中的英國和法國，德國更像是意大利和西班牙這兩個國家中支離破碎的領地。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地方諸侯應負責自己領地內部的和平，允許在諸侯領地之間打仗，敵方可以是王國內的任何人。這個觀念同時反映並證實了王國政治的碎片化。從15世紀中葉起，王國的一些諸侯開始聚集起來，形成“圈子”（circles），或在特定的地區結成同盟。

在13世紀的德國歷史中，東部殖民運動占領的斯拉夫地區尤其重要，它反映了人口擴張的壓力。1226年起，信仰羅馬天主教的條頓騎士團（Knights of the Teutonic Order）與異教徒斯拉夫人進行聖戰，並開始在遙遠的東北領地建立邦國。普魯士邦國由騎士團團長統治，位於神聖羅馬帝國之外從維斯瓦河（Weichsel或Vistula）到默麥爾（Memel）之間的區域。15世紀，條頓騎士團開始衰落。1410年，條頓騎士團在坦能堡被波蘭人擊潰，矛盾繼續激化。最終，條頓騎士團在持續13年之久的戰爭（1453—1466）中慘敗，讓其不得不成為波蘭的附屬國，並交出了包括但澤（Danzig，波蘭語Gdansk）在內的西普魯士。1525年，條頓騎士團總團長阿爾布雷希特·馮·霍亨索倫（Albrecht von Hohenzollern）改信新教，由此切斷了條頓騎士團與羅馬教廷之間的聯系，成了現在世襲的普魯士爵位的第一任日耳曼公爵。1417年後，霍亨索倫王朝（起源於施瓦本，那裏至今還能看到他們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堡）入主勃蘭登堡邊區，或者說是邊疆領地。這些相對來說城市化水平不高、欠發達、經濟落後的勃蘭登堡和普魯士的殖民地區，隨後支撐起了這個主導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德意志歷史的強大王國。在這些地區的莊園中，一個握有土地的貴族階級—容克地主階級（“Junker”，從“Jung Herr”而來，意思是“年輕的領主”，可能因為他是小兒子，沒有家族土地的繼承權，於是來到東部的殖民地區尋找發跡的機會）—悄然興起。這個團體對後來普魯士的政治和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對環境和命運的改變具有極強的適應能力，直到其經濟基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破壞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