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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爾茲伯裏為合眾社工作了近20年，輾轉於從聖保羅到芝加哥，從華盛頓到紐約，到倫敦、開羅、莫斯科100多個城市，迅速地去報道新的災難，起草電訊，應付最後發稿時間，忙得似乎自己已經不復存在。他成了一個酷愛行動的人，投身於不安靜的代理人的競爭世界，竟不清楚他自己現實的個人問題了。他沒有時間考慮別的事情，一心只想著新聞，搞到新聞，寫新聞，迅速地寫，索爾茲伯裏在合眾社的早期日子尤其是這樣。合眾社既無人力也無金錢去和規模更大、財力更雄厚的美聯社進行平等的競爭，所以為了彌補這個差距，合眾社的人不得不跑得更多、打字更快，在合眾社內部出現了一個現在仍然很小的國際服務中心，有一幫特殊類型的記者：這些富有進取心的年輕人為了取得經驗和冒險機會情願少得報酬多幹活。他們是一班開支不多的小夥子，沖進城裏，雷厲風行做事，然後又急忙趕下一班飛機離開。在這個集團裏，哈裏森·索爾茲伯裏是一顆明星。

索爾茲伯裏喜歡長時間地工作，擁有非凡的精力，他也喜歡激情和策略。在黑社會兇殺的日子裏，他在芝加哥撰寫有關阿爾·卡彭的報道，采訪他的逃稅案。一天在合眾社的分社，索爾茲伯裏的一位記者朋友，從他在匪徒中安插的一個眼線那裏得到秘密消息，得知有人要暗殺芝加哥的市長托尼·傑馬克。合眾社的分社得益於這一幫助，迅速做好報道計劃，安排好專用電話，設定搶先發表新聞的暗號。他們誰也沒有想到去通知市長或警方。然而，這個事件當時沒有發生，這個得到線索的記者被搞糊塗了。當他陪同羅斯福總統在邁阿密旅行遭槍擊後，這位記者的糊塗又變成氣憤了，“這幫雜種欺騙了我。”這位記者說，堅持認為兇手暗殺的目標是傑馬克，不是羅斯福。

索爾茲伯裏在1933年娶了一位他大約一年前在芝加哥認識的姑娘，他把這看作是他一生做出的不幸的決定之一。一年後他到了繁忙的華盛頓分社，主要是夜裏工作。1942年他去倫敦報道戰爭，離開了他在紐約的妻子和兒子。與3歲的兒子分別時，索爾茲伯裏是舍不得的，但他已經盼望到海外工作多年了，這是會成為許多記者一生頂點的歷史事件的一部分，所以他還是去了。即使現在，當時在英國生活的細節仍能栩栩如生地浮現在他的腦海裏——他在萊恩公園賓館房間裏的裝飾，飛機俯沖的轟鳴聲震得屋頂木瓦嗡嗡響，倫敦夜間戒嚴後在漆黑的街道上人們的沙沙腳步聲。在他看來，倫敦再不會比這些危險的、富有魅力的戒嚴之夜更美麗了。當時他結交的一些朋友多年以後都保持著友誼，其中就有美聯社的丹尼爾和合眾社的沃爾特·克朗凱特。索爾茲伯裏還結識了一位漂亮的年輕女士，紅十字會的一個工作人員。戰後這位女士又到美國與他相見，使他原本已經復雜的個人生活更加復雜了。

1944年，在北非做了一次短途旅行後，索爾茲伯裏被派往合眾社駐莫斯科的分社，他開始報道蘇聯人對潰退的德國人的毀滅性打擊，以及蘇聯人對蘇聯村莊和城鎮的重新占領。1944年5月，他報道了在黑海邊上的塞瓦斯托波爾陷入重圍的2.5萬名德國人徒勞地等候撤離船只的血腥場面：

不管朝哪個方向，只要你走出一兩步，你肯定會踩著一具屍體……海岸上到處是德國人試圖用來逃跑的小橡皮筏的殘余物。數不清的紙片在沙塵中旋轉——通行證、軍事文件、信件、明信片……蘇聯救援人員螞蟻般地湧進戰場，從被擊毀的ME-109和FW-190飛機以及卡車和坦克上挑出有用的零部件。塞瓦斯托波爾城市本身成了一片瓦礫。我驅車在大街上走了90分鐘，發現只有五處建築尚可居住。市長瓦西裏·耶特裏莫夫估計，戰前的10萬人口現在只剩下了1萬人。我這一路只看到30個人……

戰後，哈裏森·索爾茲伯裏回到了紐約，回到了妻子身邊，換了一個新工作，當合眾社的國際新聞編輯。他承認，這場戰爭促成了他的逃避行為，現在他希望適應家庭生活。1947年第二個兒子的出生，使他和妻子之間有了一絲新的親密感，但僅僅是暫時的。這段時期的大部分他都是緊張的，他在倫敦結識的那位女士來到了紐約。他想退出合眾社去《紐約時報》工作，但沒有機會。他不願接受《記者》雜志或《時代周刊》為他提供的編輯職位。他在私人生活上的優柔寡斷，他職業生涯中的挫折，戰爭的結束，婚姻的終結，他日常生活整體上的不幸，使他到了根本不能工作的地步。他認為自己得了焦慮性神經官能症。一天，他進了佩恩·惠特尼精神科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