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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後，他的一些朋友指出這段時期是他一生中極度消沉的時刻，同時表示敬佩他在逆境中奮起並在今後一生中仍會碰到的逆境中繼續奮起的能力。但索爾茲伯裏總是把這些贊美當作戲劇性的誇張而一笑了之。誇張，是那些希望輕易得出結論的人的邏輯。他並不認為自己的一生是起伏跌宕的，而是把它看作一個緩慢的、穩步的進程。他斷定，他的緊張時期不是精神崩潰，而是一個重新評價和重新考察自己的極好機會，是每一個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能周期性利用的東西。後來他在《紐約時報》崛起之後的歲月裏，他得知有些人害怕他，不喜歡他，或者認為他工於心計。這些輿論不會使他太上心，只是使他驚奇，因為他自信這些都是無稽之談。如果別人因為他太自信而不喜歡他，好吧，他的確很自信。1960年，當他發自阿拉巴馬的關於種族歧視的報道被卷入一起大的誹謗案時，《紐約時報》的一些人暗自高興，認為這會給他一個教訓，但《紐約時報》通過上訴打贏了這場官司。當索爾茲伯裏懷疑一位來自上流交際圈的中央情報局官員時，一位年輕的《紐約時報》記者感到很震驚，但是當後來中央情報局的活動被《堡壘》（The Ramparts）雜志進行最具有揭示性的曝光之後，這位年輕記者改變了自己的看法。1964年當克利夫頓·丹尼爾任命索爾茲伯裏為主編助理時，索爾茲伯裏並不感到驚奇（“如果他不這樣做，我倒驚奇了”）。很少有什麽事情能讓索爾茲伯裏感到意外。他很少承認自己的弱點，把別人對他性格的真知灼見視為戲劇性誇張而不屑一顧，似乎不可能傷害他的感情，或者使他陷入一種能展示出他真正個性的自我懷疑的狀態。他似乎總是忙忙碌碌，總是一心想著在《紐約時報》的工作，然而也偶爾顯示出他敏銳的觀察力：“我喜歡你走路的姿勢，也喜歡你在房間裏四處看的樣子。”有一次他對一個他不很了解的年輕記者這樣說。但《紐約時報》裏沒有人敢說了解他，所以他們留下的是未經證實的說法。或者他們能通過他的工作對他了解一點，但這是不容易的。正如索爾茲伯裏1961年在他——背景設定在蘇聯，然而現在看來可以是任何地方——的小說《北巴爾米拉事件》（The Northern Palmyar Affair）當中所寫的那樣：

他表面上看起來並不像任何人。然而就此而言，他表層下的第一層甚至也讓人難以捉摸。的確是這樣。現如今，每個人都扮演著三個或四個角色。一個人的一句話可以展示出幾乎無窮個可能性。他說的也許會是真的。但這是最為稀有的可能性。

1949年1月，在堅持不懈地拜訪主編埃德溫·詹姆斯的辦公室之後，哈裏森·索爾茲伯裏被《紐約時報》聘用了。索爾茲伯裏馬上被派到了莫斯科。如果索爾茲伯裏不是憑同樣的毅力成功地從蘇聯人那裏得到一張簽證的話，他是無法進入《紐約時報》的，因為莫斯科分社18個月來空無一人，是唯一有空缺的職位。《紐約時報》最後一個常駐莫斯科的記者德魯·米德爾頓寫東西相對無拘束，1947年被拒絕再次入境，因此報社在報道蘇聯方面經常是困難重重。《紐約時報》對俄國革命的報道，先是忽視，然後又低估列寧的影響。《紐約時報》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記者沃爾特·杜蘭蒂，按《紐約時報》編輯們的看法，已經成了斯大林的衛道士了。從1941年到1943年《紐約時報》駐蘇聯的記者，後來轉向為共產黨的《工人日報》（Daily Worker）的倫敦版和紐約版寫作。在索爾茲伯裏被派往莫斯科之前，《紐約時報》曾對他過去的政治活動和私人活動進行了調查，而且業主也曾提醒牛欄對他的報道保持“警惕的眼光”。即使這樣，索爾茲伯裏也很快成了有爭議的人物。讀者認為，他的稿件反映了許多對蘇聯過於同情的東西。記者圈子裏，特別是右翼人士暗示說，蘇聯人之所以給索爾茲伯裏發了簽證，只是因為他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以上說法都不是事實，但當時是感情用事，而不是慎重克制的年代。在美國是麥卡錫主義橫行，是“冷戰”最嚴峻的歲月，莫斯科成了一個充滿懷疑和黑暗陰謀的城市。毛澤東和斯大林之間有沖突；鐵托也與斯大林鬧翻了；蘇聯實行了新的國家秘密法案，這個法案如此嚴格，甚至可以解釋成不允許蘇聯的電話接線員告訴外國人現在是幾點。對索爾茲伯裏來說，在蘇聯的這些日子裏充滿了拒絕和孤獨，他開始懷疑自己的每一個舉動都受到了監視，他的每一篇報道都受到了審查，甚至每一個他看到的年輕蘇聯姑娘後來都要受到秘密警察的審訊。一天，新聞編輯部裏得到了一個消息，說索爾茲伯裏有生命危險——蘇聯的秘密警察認為他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準備拷問他，把他送上間諜審判法庭，而且要幹掉他。當一連幾天聽不到索爾茲伯裏的消息後，紐約總部的一個記者威爾·利斯納就提前為哈裏森·索爾茲伯裏寫好了訃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