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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關於哈裏森·索爾茲伯裏將離開新聞編輯部的預測完全是基於傳聞，但即使傳聞在《紐約時報》社也有一種特殊的效力。一個原因是，每天大部分時間坐在新聞編輯部裏的是世界上最愛打聽消息的人，是記者和編輯人員。他們能觀察到一系列似乎沒有意義的細節——這裏聽到點兒聲音，那裏看到點兒手勢，形式上稍稍的改變——湊在一起就成了一種有啟發性的結論。因為編輯部龐大，總有些人無所事事，到處關心別人的事情，他們也就有足夠的時間去進行猜測了。另一個原因是，在這個寬大開放的新聞編輯部裏，或者在相鄰的丹尼爾的小辦公室裏，總會有各種讓人產生興趣的事情要麽發生，要麽受人注視，這意味著任何頻繁出入丹尼爾辦公室的人——包括丹尼爾本人——都會被人注意到。

在1966年的冬天，盡管關於索爾茲伯裏將被“踢到樓上”的傳聞經久不散，但哈裏森·索爾茲伯裏卻平靜地坐在桌旁，給一個共產黨朋友寫信，這位朋友也許能夠幫他弄到去北越的簽證。對北越局勢進行報道，是索爾茲伯裏非常感興趣的。迄今為止，由於無法弄到簽證，還沒有哪個美國記者能夠進行這種大報道。而來自南越的報道，往往是些重復的陳詞濫調，西貢已經成了記者趨之若鶩的首都，是許多美國女演員和政客們希望通過真誠的關心而擴大個人知名度的舞台，來自那裏的電視報道正在越來越離奇：一個年輕的時事評論員，手持麥克風，站在叢林裏描述戰爭的場面，同時直升飛機在頭上盤旋，槍聲不斷，一隊海軍陸戰隊士兵從電視屏幕前走過，不看鏡頭。但北越還並未受到過美國通迅的侵襲，而索爾茲伯裏在其漫長的職業生涯中已經被證明是一個潛入這種禁區進行報道的大師。

他不停地給國內和世界上的幾百名有影響的人物——外交官、執政者、銀行家、宣傳家——發電報、打電話、寫信，激發他們的虛榮心，尋求他們幫助，偶爾地使自己的行動適應這些人認為在《紐約時報》上發表報道的有利時機。1957年，索爾茲伯裏曾設法進入了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這兩個國家自1950年以來就禁止《紐約時報》記者入境。他還獲準進入了阿爾巴尼亞，這個國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根本沒有美國記者來過。（索爾茲伯裏後來曾給一位在這次訪問中給他以很大幫助的阿爾巴尼亞人寄過一張聖誕節賀卡，但從此之後就再沒有那個人的音訊和蹤影了。）1959年，索爾茲伯裏獲準進入蒙古，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以來，只有另外一個美國記者到過這裏。當年他還重回蘇聯，此前五年蘇聯曾禁止他入境，因為他在1954年為《紐約時報》寫了一系列關於蘇聯的文章，獲得了普利策獎。1959年，阿那斯塔·米高揚訪問美國期間，索爾茲伯裏對他進行了跟蹤采訪，寫了令米高揚感到非常高興的報道，米高揚不知道索爾茲伯裏以前的文章所引起的爭議，就給索爾茲伯裏發了新簽證，這樣索爾茲伯裏就可以再回蘇聯了。後來，索爾茲伯裏到達蘇聯後，在一天晚上舉行的招待會上正和米高揚談話，忽然房間對面有一個人大聲喊道：“米高揚先生，當心！你不知道你在和誰談話。這個人曾寫文章詆毀蘇聯。”索爾茲伯裏像米高揚一樣，吃驚地扭過頭看他。這個人是負責新聞部門的蘇聯外交官，他走過來，重復了剛才的話，場面一下子尷尬沉默下來。於是，米高揚平靜地說，他知道索爾茲伯裏是誰，還說在他訪問美國期間索爾茲伯裏的報道是非常客觀的。

在將近兩年的時間裏，索爾茲伯裏一直在努力爭取能到北越采訪。1966年夏天，他甚至以個人的名義沿著中國的邊境旅行，希望南下到河內或北上到北京，但未能如願。8月，他回到了紐約，仍盡他作為主編助理的義務，但繼續進行私下的活動，給他認為對北越有影響的人物發電報、寫信。1965年曾有一位美國人諾曼·莫裏森抗議美國的對越政策，在五角大樓前自焚身亡。索爾茲伯裏得知北越人民已經承認莫裏森為烈士後，馬上就與莫裏森的遺孀取得了聯系，並請她代表他給北越當局寫一封信。她照辦了。但幾個月過去了，索爾茲伯裏沒有得到任何回音。

1966年11月，索爾茲伯裏已經58歲了。他意識到了新聞編輯部裏對他的議論，他知道卡特利奇覺得應該提升阿貝·羅森塔爾當主編助理，以便將來可能接丹尼爾的班。但新聞編輯部裏並不知道，索爾茲伯裏如果不得到另一個能證明他的相當能力的職位，他是不打算放棄他現在的職位的。如果更高的管理層考慮他是主管《紐約時報》擴大的圖書部的理想人選的話，那麽索爾茲伯裏確有發展這個部門的雄偉計劃。他曾私下偶爾同卡特利奇、蘇茲貝格和伊凡·維特討論過這個方案。索爾茲伯裏看到了《紐約時報》在圖書業務方面有寶貴的機會，如果讓他來管的話，他期望得到實際的自主權，當然要對業主負責，但不一定要向蘇茲貝格的高級顧問們匯報。蘇茲貝格、卡特利奇和維特不大願意接受索爾茲伯裏的要求，於是索爾茲伯裏決定仍然保持自己的位置不動。他是一個性格倔強的人，曾用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寫蘇聯的肅清運動、強權政治、高官之間的陰謀以及人民委員們的興衰。他是一個工於官僚們小把戲的大師，而且還極其自信。他是在長年累月的孤獨中靠奮鬥崛起的，成功地寫了虛構和非虛構類作品，是一個受人尊敬的記者、演說家和語言學家——他永遠都不會失業。他是《紐約時報》一個忠誠的管理者，但決不是一個哀求者，不是那種能悄無聲息地被趕去幹一個名義上職位高而實際上是閑差角色的人，不會相信通訊稿當中和諧的措辭，如“充分利用他豐富的經驗”、“廣闊的前景”等能夠掩蓋失落的事實。如果卡特利奇認為索爾茲伯裏這麽容易被打發掉，恐怕卡特利奇就要得到點教訓了，盡管這位執行主編不像《紐約時報》的許多人那樣缺乏對索爾茲伯裏的深刻認識。索爾茲伯裏可以溫和、友好而坦誠，但即使在他這樣時，他也不會完全顯露自己。不管在什麽地方，索爾茲伯裏的一部分總是讓人遠不可見，深不可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