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梨花風起正清明：清明四重奏（第2/6頁）

中國人不把生命看做孤立的個體，而是生生不息的生命長鏈，個體生命上承列祖列宗，下接子子孫孫。子子孫孫無窮盡也，所以愚公從不感到生命渺小短促。“萬古人心生意在，又隨桃李一番新。”往前看，我們是由祖先傳遞下來的；往後看，我們的精神傳遞給了子孫。這樣我們的有限生命就變成了無限中的一個環節，只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完成了生命長鏈中一個環節的作用。而子子孫孫則要“慎終追遠”，“追遠”，就是感念生命長鏈上端的先人。清明節正是“春生”的生命季節，所以要舉行儀式感念賜予生命的先人（和已故親人）。不僅是血脈相傳，而且是精神相承。

中華傳統文化的主幹儒家思想，是入世的，它總是把人們對彼岸世界的祈求，引導到對此岸世界的經營。把對“天國”、“冥界”的期待，引向現實人生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營造自己身邊和現實社會的人倫和諧。

物質生命有限而無法久存，精神生命卻無限而可以久傳。死後傳留物質不如傳留精神。前者易腐，後者恒久。生命之火如何延續？我們的祖先講究“雁過留聲，人過留名”。什麽樣人生的精神能夠流芳千古永垂不朽？古人的回答是“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達了中華民族的人生價值取向。“汗青”就是史書，青史留名就是對人生價值的最大肯定。古代沒有發達的新聞輿論載體和傳播手段，史書成為社會公論的載體和傳播媒體。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史官成為社會公論的主持人、公義的維護者。《左傳》記載：春秋時期，齊國權臣崔杼設計殺死齊莊公，自封為相國，他怕史官記下自己的弑君罪名，特地要史官寫下莊公是病死的。而太史伯卻秉筆直書崔杼弑君。崔杼大怒揮劍殺了太史伯，按當時史官由家族世襲的慣例，招其二弟太史仲來寫。面對死亡的威脅，太史仲仍然秉筆直書。崔杼怒不可遏，又拔劍殺死太史仲，招他倆的三弟太史叔來寫。太史叔視死如歸，平靜地說道，秉筆直書是史家的天職，與其失職，不如就義。崔杼再次怒殺之，令其四弟太史季來寫。太史季很快寫好，崔杼拿起一看，依舊是他弑君之罪。他的暴力權威壓服不了史官的正義。“秉筆直書”的史官和史書，連國君、大臣也害怕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顯現了以《春秋》為傳統的史書，能起到激濁揚清、弘揚道統的作用。可惜其戒懼作用還不夠大，至今都有人因貪小利而失大節，貪眼前而誤千秋，留下歷史穢名；更有甚者，想掩人耳目而變本加厲罪上加罪，終成歷史罪人。清明節可以強化這樣的生命意識：“留取丹心照汗青”，能夠青史留芳名就是對人生價值的最大肯定。為此，我們祖先每朝每代都修史，創造了堪稱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史系列，記錄人的懿行嘉言，留名傳後，發揚優秀精神傳統，成為“三不朽”最好的載體。這種“三不朽”的意念激勵人提升生命價值，延伸精神生命。

清明節緬懷的範圍，現已拓展到緬懷革命先烈，還可以再擴及先賢英傑，包括民族英雄、傑出歷史人物。他們是先人中的佼佼者，彰顯了生命的崇高價值，是“三不朽”的實例。愛祖國從愛家鄉開始，鄉先賢是家鄉的歷史和山川風物的靈魂，祖國的大小城鄉遍布英傑的足跡。筆者家在福州的三坊七巷，老屋周圍數百米內，不僅有民族英雄林則徐，革命烈士林覺民，而且有近現代先賢嚴復、冰心。清明時節可以組織青少年到英傑陵園、墓地、紀念碑、紀念館、故居、遺跡瞻仰，舉行入隊、入團、成年禮等儀式。這些都是非常生動具體的人生觀教育和中華文化精神熏陶，許多人的立志就是從崇仰鄉先賢開始的，崇仰先賢提升了人們的生命品格。

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能立功、立言，而立德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古人把它置於“三不朽”的首位，就從這方面說也是有道理的。通過清明節的緬懷，獲得生死情感的宣泄和道德生命的傳承。

家風清明——注重人倫的文化

重視人倫情感，是中華文化對人類文明最突出的貢獻之一。著名文化學家柳詒徵在1924年說過：“西方立國在宗教，東方立國在人倫。”“立國”雲雲姑不具論，筆者這裏只取他道出了中國的特點：特重人倫。曾經流傳這樣的幽默故事：以大象為論題令各國人作文，德國人寫“大象的思維”，法國人寫“大象的情愛”，華人則寫“大象的倫常”。一幢各族雜居的大樓失火了，某族人忙於背出錢袋，法國人立即搶救情人，華人則奮不顧身地背出老父母。這種談資是否準確姑不具論，同樣筆者這裏只取它道出了華人的特點：特重人倫情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