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健銳營走出來的八旗後人 吳淑華口述（第3/5頁）

3.我自己

吳：我家是地主，家裏有一頃多地，在香山裏頭，還有三四處房子在城裏邊。解放後地就收了。解放前我老頭在救濟總署工作，比如說每月掙100塊錢吧，一解放，工資降到40(元)。這麽幾口人就指著工資花了。那時候我已經有兩個孩子了。

那時我們住在地安門東吉祥胡同11號，章伯鈞住12號，正挨著我們家，他太太是北京婦女聯誼會的副會長。注169有一年“三八”節，她讓街道組織這幾個胡同的婦女遊了一趟行，由胡同裏頭走到地安門轉一圈兒就回來了，那時候我就三十來歲嘛，遊行完了以後她就把認字的六七個人留下談話，剩下那五六十人都是不認字的家庭婦女，就都散了。我算認字的呀，她問我能出來工作嗎？我說不能，我家裏還有孩子，她說這樣吧，這幾個不認字的組成一個服務站，就是做衣裳，縫縫補補的那服務站，她說你呢就參加服務站工作，她問我會裁衣服不會，我說我不會，我哪兒會裁這西服襯衫什麽的？我只會做簡單的褲子。她就把一個南方浙江那邊兒的人找過來，這人姓黃，她是有文化的，是婦女聯誼會的會員，說讓她成立一個服務站，找我給幹活兒，我不會蹬機器、裁衣裳，就給她登記，領線哪，算工資呀，就幹點這個。就在對門兒，也不耽誤我弄飯什麽的，反正就是沒工資，也不算參加工作，我為的是慢慢兒找工作，這不是婦女聯誼會麽，要不我上哪兒找工作去？我認得誰呀？

後來說凈幹活也不成，還得學習，就去西四兵馬司那個婦女聯誼會，學習社會發展史。劉清揚給講，她是婦女聯誼會會長。李建生是副的，辦公室主任。管行政的是楊鐘健的太太是秘書長。注170我一個禮拜去一趟。

我婆婆不是地主麽，她看我老出去，給共產黨在一塊，她害怕，就不滿意，又沒別的辦法，就不給我看這個女兒小停，我又不能把小停鎖到屋裏，後來我出去，只要她(小停)一追我，我就把她痛揍一頓，因為我到西四一去就學習半天，如果不揍她，她走丟了怎麽辦，她奶奶又不管，結果她讓我打得，得了個尿褲子習慣，我一換衣服，她以為我又要打她，她就尿褲子。

這樣有一年多吧。楊鐘健的太太說科學院有個全國科協是科聯和科普兩個單位，在文律街那兒。科聯是學會，做學術報告什麽的，科普出書，到處講演，後來合了。我去的是科聯。楊先生把我介紹到地質學會，算這個學會的幹部，也兼管古生物學會的事兒。管開會發信、發通知，刻蠟版，這些事原先都是由教授們兼管著，我去了就上半天班，沒什麽太多事。學會在東河沿兒，我家住地安門，下午我就還幹服務站的活兒去，在一邊待半天兒，蠟版我也會刻了。後來數學會的幹部歲數大了，不想幹了，我就調到數學會去了，也是發信分信、登記什麽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我家那時房子多，有三十幾間，讓我婆婆給賣了，她後來就買了一套11間的，住在一起，我倆單過。我婆婆自己有房租，一個月300塊錢，公公已去世，她一人花，挺好的。1952年我到地質學會時掙180斤小米兒，後來就掙工資了，工作不錯，錢也願意怎麽花怎麽花，願意買點什麽就買點什麽。我老頭原在糧食局，後來不是出身不好麽，調到石景山新村糧店，他是財經商業學院畢業的，原來當會計。他是1981年死的。

到了“文化大革命”，科協幹部就都到河南確山幹校去了，我自己沒帶孩子去，那時我的大兒子在河南農業部幹校，小兒子在東北兵團，二女兒在新疆當知青，剩一個老頭子在石景山，家裏沒人都走空了。在幹校他們說我是地主的兒媳婦，批鬥，我給家裏寫信，就不說我挨鬥，要不他們心裏不踏實呀。我確實是地主的兒媳婦，可我就是幹活吃飯，也沒剝削也沒雇過工，什麽我也沒幹過呀，後來鬥著鬥著什麽也沒找著，也就算了。我就管給幹校同志們帶來的孩子們買個本兒呀，組織他們跳個繩什麽的，後來又上食堂。待了二年多，幹校就都解散了，都回北京了。

回到北京來，說是哪兒送走的還回哪兒去，我就回了數學會。我們數學會有三個幹部，那兩人都回來了，我在數學學報是編務，科協讓我回數學所領工資，可數學所已經讓人把我頂了。我就到微生物所的托兒所，有三十多個孩子，我管做飯，給孩子買東西，所長有病老不上班，我就替所長開開會。數學所有一個主編，他的編輯部和微生物所的托兒所挨著，他在那兒講課就看得見托兒所，有一天下大雨，別的孩子都接走了，就一個男孩沒接走，我就讓別人都走了，我留下來看著，等著他爸爸來接，正好這個主編從這兒過，問我你怎麽還不下班呢?他說：“像你這樣什麽事都要做到頭兒的人還不多，我這編輯部的稿子正沒人管呢，我得上院裏說說。”我就這樣又調回了編輯部，這是(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