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畢奧南：《關於帕勒塔 生前身後幾件事》（第2/5頁）

清朝退位的形勢讓支持的蒙古王公陷於尷尬境地，蒙古王公聯合會於是集體轉向。喀喇沁貢王、土爾扈特帕王等共21人特開大會。會上帕王“反復陳說今日大勢所趨，實非宣布共和，不足以弭亂；而組織共和政體，實非聯五大民族合而為一，不足以免亡國之禍”。據說隨後全數贊成共和注394。很短時間內態度鮮明做出截然不同政治決定，實非一般王公所能做到。其間，帕勒塔曾向俄國駐北京代辦傳遞過由蒙古王公聯合會起草並經袁世凱刪改的“蒙古管理章程”注395。

據包爾漢講，1912年1月伊犁起義得到當地少數民族的支持。馮特民發起組織了“五族聯合會”，“烏蘇縣四棵樹地方的舊土爾扈特親王帕勒塔(曾留學日本士官學校)也派人前來伊犁，表示支持革命”注396。這大概並非全是耳食之言，此時帕勒塔已經轉向擁護袁記“共和”，遂被袁氏委以阿勒泰辦事長官重任，並加封親王。聯合伊犁、迪化兩方面勢力作為阿勒泰地區後援無疑是必要的。

帕勒塔是否真就“擁護共和”了呢，1917年11月，帕勒塔任臨時參議會議員注397。袁世凱稱帝，帕勒塔與那彥圖、貢桑諾爾布等蒙古王公再次擁護袁記帝制，留下逆流式潮流而動的不光彩記錄注398。

為什麽帕勒塔等王公會反復於共和、帝制之間？簡單言之，當時蒙古王公聯合會的王公大多數人對君主立憲或共和並無定見，他們對主導並掌控蒙旗政治及在國體更替之際保障蒙古原有權益更為關切。帕勒塔作為王公階層代表，其政治取向不能不受到局限。

3.烏蘇八音溝承化寺與帕勒塔家族關系

清季洮州喇嘛棍噶紮拉參(察幹格根)在北疆護民禦亂的功業是研究者耳熟能詳的事。清廷迫於俄國壓力，先將承化寺從阿爾泰遷至烏蘇八音溝，復將棍噶紮拉參調離新疆。光緒二十年(1894年)，回到新疆安插徒眾的棍噶紮拉參又奉旨“由八音溝起程，回甘肅洮州新寺祝嘏誦經”注399。帕勒塔父親巴雅爾郡王原來打算派人將棍噶紮拉參迎回八音溝承化寺。不意次年九月棍噶紮拉參在洮州圓寂。考慮到“該呼圖克圖前在塔城、阿爾泰山及各處所辦案牘上年已隨帶赴洮，今各徒眾返新並未攜回”，巴雅爾致函鎮迪道,準備派人前往查取，要求利用驛站，鎮迪道也認為“棍噶紮拉參呼圖克圖在洮圓寂，所有由新帶往案牘自應取回備查”注400，同意巴雅爾派人使用驛站。

棍噶紮拉參呼圖克圖圓寂使蒙古信徒頗為失落。於是帕勒塔父親巴雅爾郡王向伊犁將軍長庚呈文，要求清廷讓棍噶紮拉參呼圖克圖轉世注401。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巴雅爾赴洮州進香，商請甘肅巡撫陶模，奏準清廷賞給洮州棍噶紮拉參新寺廟號普佑寺，並仿照棍噶紮拉參在八音溝所建承化寺章程，由政府每年酌定僧眾口糧一千二百鬥注402，奠定官廟地位。鑒於該廟與八音溝承化寺的同祖關系，1914年，當洮州普佑寺在民國之初為取得官府庇護，請帕勒塔代向蒙藏院請求，由寺廟備禮，赴京向袁世凱致敬。為此帕勒塔致函蒙藏院總裁，除了介紹普佑寺僧人“誠心趨向共和，來京呈遞貢物”，還建議賞給該寺新匾額，酌給赴京喇嘛羅藏獎敘。蒙藏院據此呈文總統，於是袁世凱頒布大總統策令，稱“甘肅洮州扯巴溝普佑寺僧眾公派喇嘛羅藏來京納貢”，“該代表喇嘛羅藏遠道輸誠，深堪嘉尚，著即給予綽爾濟職銜，並頒給該寺匾額(漢蒙藏三體書)一方”注403。由此可見帕勒塔不負所托，本人確實具有一定影響力。

清光緒十七年(1891年)，由額敏十蘇木各選派蒙古包五頂移居烏蘇八音溝，在山上修築了宗教崇奉中心承化寺。在棍噶紮拉參圓寂後，鑒於暫無領袖，巴雅爾郡王曾通過伊犁將軍長庚，提議清廷“賞給烏蘇八音溝承化寺副大喇嘛羅伯藏宗都紮薩克喇嘛職銜”注404，以便管理承化寺及屬寺。清末民初，八音溝承化寺住持察幹格根圓寂，承化寺派人前往拉薩請達賴喇嘛算卦指示，在拉蔔楞地方尋訪到轉世之貢卡嘉措，但一直沒能迎回承化寺注405。該寺一直由紮薩克喇嘛管理。據記載，1945年承化寺有喇嘛90余人。作為承化寺的屬寺，四棵樹的千佛寺卻有喇嘛200余名，其住持喇嘛嘉穆措被時任新疆省主席的吳忠信稱作“新疆蒙旗年長而地位最高之喇嘛”注406。時年75歲的嘉穆措大有來歷。據吳忠信詢問得知，帕勒塔是其侄，帕王子敏王(曾任蒙藏委員會委員敏珠策旺多爾濟)為侄孫，敏王子代親王馬尼則是其侄曾孫。

嘉穆措之兄是帕勒塔的父親巴雅爾郡王。他們的父親都郡王生前囑咐蔡旺活佛照料兩子。都郡王死時，嘉穆措年僅十齡，巴雅爾則已十八歲，繼襲了郡王。嘉穆措入普慶寺從圖音喇嘛學經。在35歲時赴拉蔔楞寺，在嘉木樣活佛門下學經。民國四年(1915年)，他曾一度遊歷北京，當時帕王也在京城供職。民國五年(1916年)嘉穆措回到新疆，從此未離開新疆一步，潛心誦經，不問世事，並完成圖音喇嘛囑托，1919年創建千佛寺於烏蘇四棵樹注407。作為當地貴族出生的高僧，又得到晚輩三代親王的尊崇，無怪乎被吳忠信施以青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