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過眼雲煙說往事奎垣口述

時 間：2006年4月18日(第一次)

2006年12月6日(第二次)

地 點：北京東城區秦老胡同某院

訪談者：定宜莊

在場者：察世怡

[訪談者按]增家指的是增崇家，清人崇彝作《道鹹以來朝野雜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標點本)，稱道鹹以後三代為內務府大臣者，只有增崇一家。這裏的三代，說的是明元甫(明善，世稱明索)、子文澍田(文錫，亦稱文索)、孫增壽臣，也就是增崇。注251增崇任內務府總管大臣期間清朝覆亡，此後他一生的多數時間是在天津度過的。增崇的獨生子名存耆，是這篇口述的被訪者奎垣的父親，20世紀50年代國家民委曾組織人力進行大規模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存耆是北京滿族調查組的被調查重點，在事後寫成的調查報告中可見，他提供了大量有關京師八旗、官員和王公貴族的寶貴資料和情況，這在奎垣先生的口述中也有所反映。

與此同時，由於當時特定的政治氛圍，增家與那家一道，也被當成是荒淫無恥、窮奢極欲的滿洲貴族的典型，據該調查報告稱，增家“時至今日全家十口人仍完全依靠賣舊底(珠寶玉器、古董、首飾等)和房租，維持其每月開支700—1300元的生活。這是原積蓄厚，不注意經營的類型。”而那家“於民國初年大量置買房子，並在銀行有大批投資(張父曾任過鹽業銀行的董事)，這是家底雄厚又比較注意積蓄和經營的類型。”倒也確實道破了兩個家族在治生方面的不同特點。注252

在這篇口述中，奎垣先生詳細講述的重點有兩個，一個是他父親即存耆一代與京城王府與內務府世家之間的婚姻及社會交往圈；另一個則是他父親與他自己兩代人坎坷艱辛的一生。當然，對於外界對這個著名大宅門的各種傳言，他也有一一辯證之處。

有關秦老胡同增家的各種傳言我早有耳聞，但直到2005年在北京市档案館召開《那桐日記》出版發行的會議上，注253我才終於有機會得見增家後人，即奎垣先生之子、存耆之孫世怡，他的母親即奎垣先生的妻子亦是那桐的孫女，所以他是作為親屬參加會議的。感謝世怡先生的熱心協助，使我得以順利地為他父親做了兩次訪談。

秦老胡同內保留至今的門鼓石(定宜莊攝於2006年)

本書作者與奎垣及三子世怡(佟鴻舉攝於2006年)

至於此外還有的，是麻花胡同繼家、沙井胡同奎家，繼祿與奎俊，亦均為清末的內務府大臣。這裏有一個躲不開的名詞，就是內務府。它不由得讓我推測，是否這所謂的八大宅門，就是由八個內務府世家構成的呢？或者反過來說，是否清末在京城最為顯赫的大家族，除了“府門兒”之外，就是由這些內務府大臣囊括著的呢？這是以攻讀清史滿族史為業多年的我，在做這個北京口述史的題目之前，也未曾認真想過的問題。

奎垣先生已於2007年逝世。

奎垣(以下簡稱奎)：我是民國六年(1917年)出生的，今年八十九了。您別瞧我這麽大歲數，知道的已經很少。我已經沒趕上了。我爺爺叫增崇，我父親存耆，下面就是我。

定：“當鋪劉”家的後人說您父親叫索堯生，我說我在網上看到還有一個存耆，也說是增崇的兒子，那到底哪個是呢？我一直到那天見到世怡先生，他說這兩個是同一個人(眾笑)。

奎：堯生是號，後來都用正式名字，不用號了。

定：我還聽說存耆有兩個兒子，一個叫增鶴峯，是您嗎？

奎：實際就一個，是我，鶴峯是我的號。我一般不用了。從前用的時候也從未冠過增字，增是我祖輩的排行，要用那不就亂了麽，當時習慣是不允許的。現在到哪兒都是名字了，奎垣。滿族習慣就是說名字，指名為姓。我叫奎垣，我就姓奎名垣。解放以後我在少數民族政策訓練班，號召恢復姓氏，我們就姓察了。我們家別的人有姓索的，就沒改姓察。由我這兒數，十代以上，叫索柱，大學士，察哈拉氏。從索柱起發的家，就從這裏立祖，所以以後有姓索之事。正式的(家譜)我瞧見過，就一張白紙，寫一串人名，旁支都沒有。現在我還能背下來：

索柱——和尚——五達子——晉××——福保——明善——文錫——增崇——存耆——奎垣。

定：(對奎垣)到您是十輩。(對奎垣的兒子世怡)您是十一輩。

察世怡(以下簡稱子)：我就不算了。

1.秦老胡同增家

定：你們秦老胡同增家在北京特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