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盛唐之音（第5/7頁）

如同音樂與詩的關系，舞蹈之於書亦然。觀舞姿而進書法，也是一再流傳的著名故事：“張顛見公孫大娘舞劍，從而筆勢益振”（《林泉高致》）。當時舞蹈特征是什麽呢？與音樂一樣，它主要也是來自異域少數民族的急烈跳動的胡旋舞(“胡騰”），即所謂“縱橫跳動”“旋轉如風”。從而，那如走龍蛇、剛圓遒勁具有彈性活力的筆墨線條，那奇險萬狀、繹智遺形、連綿不斷、忽輕忽重的結體、布局，那倏忽之間變化無常、急風驟雨不可遏制的情態氣勢，盛唐的草書不正是這紙上的強烈舞蹈麽？絕句、草書、音樂、舞蹈，這些表現藝術合為一體，構成當時詩書王國的美的冠冕。它把中國傳統重旋律重感情的“線的藝術”，推上又一個嶄新的階段，反映了世俗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上升階段的時代精神。而所謂盛唐之音，非他，即此之謂也。

（三）杜詩顏字韓文

盛唐之音本是一個相當含糊的概念。拿詩來說，李白與杜甫都稱盛唐，但兩種美完全不同。拿書來說，張旭和顏真卿俱稱盛唐，但也是兩種不同的美。實際上，從時間說，杜甫、顏真卿的藝術成熟期和著名代表作品都在安史之亂後，從風貌說,他們也不同前人，另開新路。這兩種盛唐在美學上具有大不相同的意義和價值。如果說，以李白、張旭等人為代表的“盛唐”，是對舊的社會規範和美學標準的沖決和突破，其藝術特征是內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任何束縛拘限，是一種還沒有確定形式、無可仿效的天才抒發。那末，以杜甫、顏真卿等人為代表的“盛唐”，則恰恰是對新的藝術規範、美學標準的確定和建立，其特征是講求形式，要求形式與內容的嚴格結合和統一，以樹立可供學習和仿效的格式和範本。如果說，前者更突出反映新興世俗地主知識分子的“破舊”、“沖決形式”，那麽，後者突出的則是他們的“立新”、“建立形式”。“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杜詩、顏字，加上韓愈的文章，卻不止領了數百年的風騷，它們幾乎為千年的後期封建社會奠定了標準，樹立了楷模，形成為正統。他們對後代社會和藝術的密切關系和影響，比前者（李白、張旭）遠為巨大。杜詩、顏字、韓文是至今影響仍然廣泛深遠的藝術規範。這如同魏晉時期曹植的詩、二王的字以及由漢賦變來的駢文，成為前期封建社會的楷模典範，作為正統，一直影響到晚唐北宋一樣。曹、王、駢體、人物畫與杜詩、顏字、散文、山水畫是中國後期封建社會在文藝領域內的兩種顯然有異的審美風尚、藝術趣味和正統規範。

蘇軾認為杜詩顏字韓文是“集大成者”。又說，“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東坡題跋》）這數人中，以韓時代為晚，與盛唐在時間上幾乎不大沾邊（如按高棅的劃法，也仍可屬盛唐），但具體的歷史充滿各種偶然，包括個人才能的偶然，從來不可能像邏輯那樣整齊，盛唐也已出現有韓文的先行者，只是不夠出色罷了。這就足以證明韓文作為一種時代要求將必然出現的性質。所以，如果拋開個性不論，就歷史總體和精神實質看，韓文不但可以而且應該與杜詩顏字並列，看作是共同體現了那同一種時代精神和美的理想。至於吳畫，真跡不傳，但從“吳帶當風”的著名概括，和《送子天王圖》之類的傳世摹本以及東坡稱吳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來看，理法革新具體表現為線條超越，可能是影響後世甚大的基本要素。像體現這個特色的元代永樂宮壁畫和《八十七神仙卷》，都是以極為回旋曲折馳騁飛揚的墨線，表達出異常流暢莊嚴的行走動態和承貫連接生機旺盛的氣勢。它們突出的正是一種規範化了的音樂性的美（不同於盛唐書法的未經規範），而一直影響整個後代繪畫藝術——特別是山水花鳥的筆墨趣味千年之久。然而吳道子的原作畢竟是看不見了，只好存而不論。於是，也就只剩下杜詩顏字和韓文了。“曾聞碧海掣鯨魚，神力蒼茫運太虛，間氣古今三鼎足，杜詩韓筆與顏書。”（馬宗霍《書林藻鑒》引王文治論書絕句）

那末，這些產生於盛（唐）中（唐）之交的封建後期的藝術典範又有些什麽共同特征呢？

它們一個共同特征是，把盛唐那種雄豪壯偉的氣勢情緒納入規範，即嚴格地收納凝煉在一定形式、規格、律令中。從而，不再是可能而不可習，可至而不可學的天才美，而成為人人可學而至，可習而能的人工美了。但又保留了前者那種磅礴的氣概和情勢，只是加上了一種形式上的嚴密約束和嚴格規範。這也就是後人所說的，“少陵詩法如孫吳，李白詩法如李廣”(嚴羽:《滄浪詩話》）。“李、杜二家，其才本無優劣，但工部體裁明密，有法可尋;青蓮興會標舉，非學可至。”（胡應麟:《詩藪》）“文字之規矩繩墨，自唐宋而下所謂抑揚開闔起伏呼照之法，晉漢以上絕無所聞，而韓柳歐蘇諸大家設之，……故自上古之文至此而別為一界。”（羅萬藻：《此觀堂集·代人作韓臨之制藝序》)等等。李廣是用兵如神，卻無兵法；孫、吳則是有兵法可遵循的。李白、張旭等人屬於無法可循的一類，杜詩、韓文、顏字屬於有法可依的一類。後者提供了後世人們長久學習、遵循、模擬、仿效的美的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