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重回現場（第2/24頁）

這亦是一個奔放熱烈的時代。每年的正月十五日上元佳節，五萬盞燈輪如萬花開放的巨樹，數千名麗人在燈輪下踏歌，三天三夜沒有間斷。這是古代中國非常罕見的集體狂歡。整個開元年間，帝國的官員和百姓就在歌舞升平中度過。

唐帝國空前強大，禮儀文化隆盛，藝術家創造力旺盛，民族精力活躍。此時，寬容和昂揚，是大唐內在的精神氣質。大唐成為整個東亞的制度、文化輸出國。718年，日本元正天皇制定的官制、田制和稅制、學制都是拷貝大唐，首都奈良則是長安的翻版。新羅同樣全面接收了大唐的制度與儒學文化。長安則是一個世界性的城市。

美國學者費正清先生寫道：“長安的這種布局從一個側面展示了唐朝初期的統治是多麽井井有條。寬闊壯觀的市容代表了王朝的繁榮富強。中國在7世紀是遙遙領先於世界各國的。漢朝時中國與地中海地區並駕齊驅，而唐朝開始的1000年中，中國成為世界上最為強大、富裕和先進的國家。”

那是如20世紀的“美國夢”一般的“中國夢”時代。而這個“中國夢”的關鍵詞就是：富裕、自由、寬容、浪漫和昂揚。

直到8世紀中期，玄宗被野心和狂妄引入歧途，他的統治以悲劇和災難告終。

市舶使:一個海洋中國的興起

大唐開元二年（714年），海內安寧。春天在北方邊境擊敗了突厥入寇，盛夏季節西天竺國又遣使來獻方物。在遙遠的南方海濱，安南市舶使周慶立和波斯僧廣造奇巧，想進獻給皇帝以贊頌這番歌舞升平的景象，但當時即位才三年、正勵精圖治的唐玄宗卻拒絕接受。

這一看起來平靜的一年，卻可能標志著一個重大的轉移：中國的對外交通正在逐漸轉向海洋。周慶立就是中國有史可考的第一位海關官員，在他之後，一個繁榮的海外貿易體系已漸漸成形。

從西域到南海

唐代的對外格局是在此前歷史基礎上的延續和發展。自張騫通西域以來，中國對外交通的重心長期是面向西域的陸路，尤其在西晉覆亡之後的五胡亂華時期，大量不同文化背景的胡人操著不同的語言，沿著黃沙迷漫的絲綢之路跋涉而來，其結果不僅促成商品貿易的交流，外來文化（尤其佛教）還給中國文化開辟出全新局面。與之相比，當時尚未全面開發的南方在三國孫吳時期才開始發展海外交通，受國力和技術所限，直至南朝被隋吞並，南方在對外開放程度上仍與北方相去甚遠。

隋唐王室原本都出於北方豪族，定都長安也使他們無疑更注重放眼內陸亞洲；作為陸路絲綢之路終點的長安由此成為當時一座國際性大都市。那時輸入的外來文明大多源出印度和伊朗，而承擔這一交流職能的則主要是中亞的粟特胡商，粟特人不僅經商，由他們帶來的美術、音樂等藝術也深深影響了唐人，所謂“中古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也通過他們而傳入大唐。盛唐時代也是粟特商人兩三百年來在中國活動所達到的頂點。

但一種新的趨勢也在此時逐漸浮現：南方的海外貿易小傳統已經開始復興。當時閩粵一帶仍被普遍視為遙遠的蠻荒之地，但早在唐初武則天時期，廣州已是南海邊一個重要的國際商港：“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昆侖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舊唐書?王方慶傳》）這裏說的“昆侖”，就是東南亞一帶熟習水性的土著。到天寶九年（750年）鑒真途經廣州時，已看到廣州海面上“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聚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獅子國、大石（食）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唐大和尚東征傳》）。

因此，開元四年（716年）韶關人張九齡奏請開辟通往中原的大庾嶺新路，以充分利用嶺南對海外交通的優勢：“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張九齡《開大庾嶺路記》）雖然其中不無文學誇張的語氣，但此路辟通為“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的大路之後，確實極大地促進了嶺南與中原的聯系，重塑了嶺南的商路，由此北江開始日漸繁忙，而以前通往廣西的商路逐漸廢棄（葉顯恩等《廣東航運史》），這又推動了海外貿易的發展。文獻中最早可見的中國海關官員，也可以追溯到這一時期——即開元二年（714年）的安南市舶使周慶立。中唐人李肇在《唐國史補》中曾提到“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雖然著作的時代略晚，但也可見安南和廣州長期是南海邊的著名港口。

安史之亂（755-763年）加速了這一從西域到南海的轉移過程。說來諷刺，安史之亂的兩個起事者安祿山和史思明，本身都有粟特血統，但正是他們不成功的叛亂終結了粟特人在中國的活動。在長期動蕩之下，駐守西域的唐軍內撤勤王，西域和河西走廊落入回鶻和吐蕃勢力之手，中原勢力從此絕跡於中亞長達一千年之久；而沒有了帝國維護陸路交通的安全，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和文化交流也就逐漸不復當年盛況，更不必說由於叛亂者的種族背景，胡人在中唐以後也遭到了中原漢人的敵視和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