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回望歷史（第3/17頁）

那麽寫到這裏，是不是吃飽了撐的？不是。

鄧世昌殉國的故事，其實對我們而言，是一個教訓，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點石齋畫報》、李鴻章、《清史稿》等這些記錄歷史的責任人，沒有認真對待歷史，他們記錄歷史，不是從查實的證據入手，而是從道聽途說、第二手資料，甚至第三手資料入手，所以出現了“三人成虎”的現象。

致遠艦當年被救的水手不少，只要政府、史學家、學者當時對歷史認真負責，則鄧世昌殉國的真實過程，不難理清，而當時顯然沒有人認真去做這個事，結果到了現在，出現了至少六方證言不一致的現狀，恐怕回頭再要理清鄧世昌殉國的真相，似乎已經不太可能了。

這就是鄧世昌“按狗共沉”羅生門歷史敘述給我們的教訓，我想我們應該吸取這個教訓，在治史的過程中，一定要從原始資料、可靠證據出發，不道聽途說，不造謠，不傳謠，一定要實事求是，只有當我們做到這樣，我們才能留給子孫們一部準確的、真實的歷史，而不會再發生鄧世昌這樣的羅生門。

鄧世昌“抱狗共沉說”未必真實，但時過境遷，史料不足，而且史料不可靠，目前已經很難還原。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從中吸取“治史要認真”的教訓，那麽，前事至少可以成為後事之師。

魯迅和他的日本醫生

整個民國時期是西醫在中國開始流行的時期，在這一段時期裏，由於中國西醫醫生的高度稀缺，也由於各種不平等條約的保駕護航，導致了大量的日本醫生在中國行醫……也客觀地導致了一些醫療事故的發生。由於這些醫療事故的主治醫生是日本人，所以，日本醫生，就跳進黃河洗不清了……

1936年 10月 19日，魯迅因肺病病死，當時，魯迅的家屬並未對魯迅的死因提出異議和疑問。但是，多年之後，魯迅的親生兒子——周海嬰卻開始懷疑魯迅是被日本醫生以“故意拖延治療”的方式暗殺的。

我們聽聽，周海嬰是怎樣指控的：

“……自（1936年）6月以後，父親（魯迅）的疾病更令人擔憂了，六月末的這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記中追述說，自五日以後，日漸委頓，終至艱於起坐，（日記）遂不復記……可見他的病是相當嚴重了……10月 19日清晨……只見許媽眼睛發紅，但卻強抑著淚水，遲緩地對我說：‘你爸爸沒了……’我急促地奔向父親的房間，父親仍如過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麽平靜……1949年 7月，叔叔周建人寫信給我的母親，說：‘魯迅死時，上海即有人懷疑是（日本人）須藤醫生所謀害或者延誤，記得您告訴我說老醫生（須藤）的治療經過與實際治療不符，這也是疑點之一，今您既然在上海，是否可以探查一下，須藤醫生是否仍在上海？’……1949年 10月，叔叔周建人在《人民日報》登報公開質疑須藤醫生的治療……叔叔周建人告訴我父親臨死前，確實肺病極重，美國醫生鄧肯檢查之後對我們說：‘病人（魯迅）的胸膜裏有積水，要馬上抽掉……至少可以活十年，否則活不過半年……’而須藤醫生則一口否定美國醫生的診斷，直到一個多月後才承認，才開始抽積水……叔叔（周建人）接著說：‘上邊這些話，是你爸爸媽媽親自講給我聽的，那時我和馮雪峰談過，但是他（魯迅）仍然贊成須藤醫生繼續看下去，而擱置了美國醫生的建議，結果半年之後，（魯迅）就去世了……魯迅死後，須藤醫生寫了一張治療經過，使用了何種藥物等，你母親（許廣平）說這份報告不符合當時治療的實際情況……’須藤醫生在我父親去世之後，再也沒有遇到過……當時叔叔對馮雪峰講，現在中日關系緊張，最好不要找須藤醫生看病了吧，馮雪峰當時猶豫了一下，說：‘還是叫他（須藤）看，大概不要緊吧……’我懷疑須藤是故意拖延父親的治療……”

（周海嬰的指控，出自於周海嬰著《魯迅與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 54～64頁。）

很顯然，周海嬰指控是日本醫生須藤五百三故意治死了魯迅。

讀者要注意一點：魯迅逝世時，周海嬰年僅七歲。他當時並不懂事，一切都是事後聽來的。

這份並非是唯一的指控書，周海嬰在多年之後，又寫了一篇名叫《魯迅之死疑案》的文章，廣泛發表在中國各媒體。在該文中，周海嬰說：

“……1936年春，宋慶齡、史沫特萊便介紹美國的肺病專家鄧肯醫生給魯迅看病。經過聽診、叩診之後，鄧肯醫生確診為肺結核病晚期，並提出了治療方案。之後，父親又去另外一個有拍片條件的醫院拍了一張 X光胸片，證實鄧肯醫生的診斷極其準確。然而須藤先生才在 3月 19日確定為系‘消耗性熱型’，做‘穿刺實驗’得微黃色透明液，檢查咳痰為結核菌陰性，也就是還沒有認為或懷疑肺結核晚期。三個月之後，6月 23日查出‘咳痰多結核菌陽性膿球’。在 X光片、結核菌陽性膿球確鑿無疑的情況下，須藤醫生才最後不得不確診為肺病晚期……日本須藤醫生和魯迅的醫患關系，是自 1934年 11月開始，親手接觸治療近乎兩年，達到百多次……魯迅終究因何而死，我堅信這樁‘疑案’終將會大白於天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