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希望之火不滅

——第一次內戰進入白熱化階段（1643~1645）

主和的人眼見兩方委員還不曾得到什麽結果就要分手，十分焦急，於是在快到2月中旬的時候，協同作出最後努力。在他們看來，關於民團問題，如果國王作一些讓步，例如在若幹年內讓出指揮民團之權，交給幾個領袖，似乎是可行的。南安普頓伯爵就急匆匆地趕往牛津，請求國王讓出這個兵權。

議會的不和與獨立派的興起

現在，長老會會員高興到極點：議會得救了，他們的仇敵悶不吭聲了，蘇格蘭軍隊已答應幫助他們。因此，今後的一切，無論繼續改革，還是停止戰爭，都由他們說了算。

不久後，一股宗教狂熱和專制風氣彌漫於議會內外。10月12日，教士大會奉命起草一個管理教會事務的計劃；10月20日，四個蘇格蘭大臣[　分別是是亨德森、瑟福德、吉利斯皮和貝利。

]奉命協助教士大會準備一個宏偉規劃，以便統一兩國的禮拜儀式。各郡所派的委員會抓緊調查在職教士的行為和宗旨，將近二千名牧師被驅逐[　主教派的文章說被驅逐者達八千人，反對主教派的人則說不足一千六百人。這裏采用的估計數字是尼爾提供的情況。

]，他們被控告為再浸禮派、布朗派或獨立派等。那些把他們送進監牢的人正是不久以前和他們一起並肩戰鬥的人。在倫敦市裏，凡是拒絕在盟約上簽名的人都不能當市政會的會員，甚至連選舉市政參議員的投票權都沒有。星期日和節假日的各種民間遊樂活動全被禁止，無論是自古以來就有的，還是明顯沒有什麽害處的，都不能幸免。冬去春來，自古豎起的五朔節花柱[　用花或彩帶裝飾的柱子，少男少女會繞柱舞蹈遊戲。

]全被拔掉，也不許再立新的，若是小孩們犯了這條禁令，就要重罰父母。大主教勞德已被監禁三年，無人過問，11月13日，忽然傳他到上議院受審，奉命答復下議院所控的各項罪狀。

他們對戰爭也表現出同樣的狂熱。因為在最近幾次戰役中立下大功，就揚揚自得，不再談和平了。許多富裕市民出錢為士兵供給軍裝，還有自願入伍的。甚至有幾個領袖人物，如霍利斯、格林·梅納德等人，向來對談和表示友好的，如今卻對市政會大聲疾呼，鼓勵他們作出最大努力。這個黨派從來沒有像現在一樣精力充沛、大權在握。

但是，這一派離垮台也不遠了。從一開始，該黨就擔任宗教與政治的雙重改革，但從沒有用相同的觀點來辦這兩件事。宗教方面，這個黨的信仰熱誠，信條簡單、堅決、連貫。長老會的體制，是由平等的牧師們管理宗教事務，共同開會議事。這個體制不是人定的，而是奉神旨存在的，也可以說是根據基督的法律存在的，是唯一合法的宗教體制，人們不能隨意修改。他們認為自己進行的是一場神聖的革命，要不惜任何代價爭取它的勝利。但是他們的政治觀點卻與此相反，思想空洞無物。他們雖然出兵抵抗國王，內心卻熱愛獨裁；雖然要節制君權，但還是尊重國王的特權；雖然只相信眾議員，卻並不怨恨或藐視貴族；既服從維新的需要，又服從古老的習慣。他們對於自身並沒有什麽明確的看法和目的，只企求合法的改革，就足夠了。

長老會派就這樣交替地被這些截然相反的思想所支配，它的隊伍中從未湧現過一個領袖。它跟隨政治改革家的足跡，這些改革家是民族運動的最早闡明者，又是他們的真正代表。這樣的同盟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為什麽說是自然的？因為這兩黨有共同目的，都是只求改革，而不要求取消政府。為什麽說是必要的？因為政治改革家擁有大權，可以運用他們在階級、地位、財富和知識上的優勢來維持這個權利。在這些優勢面前，即使是最熱心的長老會會員也不願意和他們一爭高低。大多數政治改革家雖接受長老會的支持，但對教會事務，卻不能與他們達成一致意見。政治改革家滿足於一個溫和折中的主教制，按照法律限制來管理教會事務。因此他們表面上支持長老會，私下卻盡力阻止他們的發展。這樣一來，主張宗教革命的那些人的精力就會被一些領袖們所抑制；只有在政治改革的問題上，兩黨的聯盟才是完全真誠的。

到1643年底，政治改革——至少是合法的政治改革——已經大功告成，但是宗教革命卻幾乎還沒有開始。而且，政治改革也處於動蕩不定的階段，缺少保障，大有轉化為一場革命的趨勢。現在，迄今為止占統治地位的黨派的內部缺點，它們在結構上、綱領上、計劃上的重重矛盾已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來。這一派每天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嘗試各種不恰當的努力，它的立場與言論往往先後矛盾。一會兒宣揚民主派的原則與感情，以反對主教制；一會兒又宣揚專制獨裁和貴族制的教義與影響，以反對正在上升的共和主義。這些人今天提倡新事物，明天又咒罵維新派；有時敢作敢為，有時縮手縮腳；有時叛逆，有時專制；有時以自由的名義去迫害主教們，有時又以權利的名義去制裁獨立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