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美國和俄國 （1648～1789年）

1648年，殖民地美洲和東正教俄國仍然是歐洲的局外人，未完全分享歐洲文明。到1789年，這種情況不再真實了。以前的局外人現在變成了我們不能再稱為歐洲文明而應該稱為西方文明的積極參與者。由於新近獨立的美利堅合眾國，歐洲類型的社會牢固地紮根於美洲，美國的思想和制度一路高歌進入世界，威脅著歐洲的舊制度，雖然此前它從未威脅過。同樣，到1789年，在俄國，統治集團掌握了歐洲高雅文化的精髓，俄國開始在歐洲戰爭和政治中發揮大國的作用。俄國廣袤的國土面積和專制的政府也威脅著西歐相對較小的國家。這種威脅比美國民主革命帶來的威脅還要真實。因此，更好的辦法是，把這個時期的歐洲劃分為正在擴大的西方文明社會的兩大陣營。當然，至今仍然作為把美國和俄國社會彼此區別、俄國與歐洲內陸地區生活方式重大差異的標志還沒有大到作為不同文明出現的標志。相反，大西洋兩岸、穿越俄國邊境地區的越來越復雜的相互聯系逐漸彌合了西歐與俄國、美國的差距。

區分俄國和美國社會與西方文明大多數核心地區社會的根本因素是土地比較充足而勞動力（或者至少受過訓練的熟練勞動力）短缺。在以上任何一種情況下，兩種對策都是可能的。各種技術、階級、服役以及把各種文明社會組織起來並為社會各階級和職業集團提供各種可行性關系的差異之間的緊密聯系，也許會陷入無政府主義的平等和文化上的新蠻族主義。俄國的哥薩克和許多開發西伯利亞的先驅就以這種方式生存。加拿大的法國非法毛皮販子、美國說英語的拓荒者、巴西的邦德朗特人（bandeirantes）、阿根廷的牧人、澳大利亞的流浪漢、南非的伏特裏克人（voortrekkers）、阿拉斯加的拓荒者，也是如此。除非被某些鄰居或敵對國家限制，否則一種不斷擴大的文明社會可能一直傾向於與這種大致平等、暴力的新蠻族主義發生沖突。

但是在另一種情況下，邊疆社會可能發生主人與奴仆之間的兩極分化。這是因為外界壓力——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的，有時需要比邊疆平等所能允許的更精細的社會組織。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勞動力市場法律強迫一個人為另一個人工作，從身體方面看，一個社會底層的人逃亡進入荒野並因此獲得自由是沒有困難的。因此，只有艱難地訴諸法律，甚至有時訴諸暴力，才能防止這種情況發生。新大陸的奴隸制度和舊大陸的“新農奴制”作為邊疆的突出特點，猶如自由和平等是美國虔誠的民族傳統中傾向於等同邊疆生活的特點一樣。

除了重要的例外，從總體上看，對人力短缺的平均主義和自由主義應對方法的確支配了北美和南美部分地區的社會和政治發展，而對邊疆勞動力短缺的壓迫性應對方法在俄國盛行。但是在西班牙占領的美洲最富有和最發達地區，直到1789年之後很久，一種等級森嚴的社會仍然盛行；而在俄國，一種無政府主義的自由精神已經浮現（並且繼續浮現）到公共生活的表面。換句話說，表面上的反差實際上有很多共性。

爭奪美洲

當法國、荷蘭和英國冒險家在17世紀初建立的小塊殖民地紮根並開始走向繁榮時，美洲終於被分割為各國的勢力範圍。因此，歐洲的戰爭被爭奪殖民地忠實地反映出來（有時挑起）了，在這些爭奪殖民地的鬥爭中，印第安武士、歐洲士兵和殖民地的民兵都卷入了。

這些鬥爭的第一個標志是荷蘭被驅逐出所有重要的美洲殖民地。這些事件發生於1654～1664年間，荷蘭首先把巴西喪失給當地宣稱效忠（一定條件下）葡萄牙的反叛者；接著把新阿姆斯特丹喪失給英國，英國把它更名為紐約。第二次重大變化發生於1763年，經過空前殘酷的、全球性的商業戰爭後，法國放棄加拿大給英國。但是，這種全面的成功（與此同時，英國在印度贏得了優勢）之後，英國很快便與美洲殖民地人民發生了爭端，殖民地為英國政府的稅收而苦惱。當來自加拿大的威脅消除後，殖民地人民覺得英國軍人和英國稅務官是完全多余的。其結果是，首先爭論，接著戰爭（1775～1783年），在法國的大力援助下，美國取得了勝利，法國是為了洗雪七年戰爭中遭受的重大失敗之恥辱。

在美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區，歐洲的國際競爭也影響了事件的進程。1728～1741年，俄國海軍艦長威圖斯·白令發現了阿拉斯加和以他名字命名的海峽。不久，俄國毛皮商人就緊隨這個發現，在阿拉斯加群島和陸地上建立了一些小塊殖民地。這個消息刺激了英國“哈得孫灣公司”開發並聲稱擁有從加拿大西部到落基山的主權。這完成於1789年。面對俄國的推進，西班牙人把邊界進一步推進到海岸，在舊金山（1775年）和努特卡島（1789年）建立了傳教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