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亞洲對歐洲舊制度的反應 （1700～1850年）

在穆斯林眼裏，《卡洛維茨和約》（1699年）完全違背了歷史潮流，奧斯曼帝國在卡洛維茨幾乎把整個匈牙利割讓給獲勝的奧地利人。更為難堪的是，這次嚴重失敗也與神學根本原則發生了沖突，因為自從穆罕默德在麥地那的追隨者曾經襲擊並打敗麥加的嘲笑者以來，戰場上的勝利被認為是真主眷顧的標志。既然如此，那麽安拉怎麽能眷顧基督徒和異教徒呢？更何況他們甚至對自己的信仰都越來越不虔誠呢。

這個謎的全部力量只有到18世紀末才開始對抗穆斯林世界。1768～1774年，俄國徹底打敗奧斯曼軍隊，通過歐洲外交幹預而不是任何土耳其政權的世襲力量，君士坦丁堡避免了被俄國攻陷，蘇丹的權力沒有被俄國摧毀。即便如此，結束戰爭的《庫楚克凱納吉條約》對未來也是不利的。由於沙皇被授予了土耳其統治下東正教徒“保護者”的含糊封號，俄國開始幹涉奧斯曼事務。俄國還取得了黑海沿岸的重要領土，以及在黑海和博斯普魯斯海峽自由航行的權利。從此，蘇丹宮殿和君士坦丁堡就處於俄國海軍大炮的射程之內了。

被穆斯林眼中的基督教世界政治領袖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打敗，無法與被一個祖先臣服金帳汗國大汗、他的東正教把他們視同為蘇丹的巴爾幹基督教臣民的統治者打敗相提並論。此外，到1774年，穆斯林對印度的優勢也明顯處於危機之中，薩法維帝國已經解體了，伊朗和中亞變成了戰場，敵對的軍事首領們瓜分了平民社會。

對於那些承認神眷顧與軍事勝利是緊密相連的穆斯林來說，1699年以來的世界歷史事件仍然是一個未解之謎。當安拉無法解釋的逆反的世界歷史類型最終被逆轉的時候，全體背教似乎是盲目信仰（只能等待潮流轉折點的信仰）的唯一替代方法。與此同時，被一種宿命論支撐的報復情緒是西方上升時期穆斯林反對歐洲人的特點。

但是，有些人不滿足於被動地等待安拉的幹預。他們有兩種明顯的補救措施可供選擇。（1）通過從“法蘭克人”那裏適當地借鑒軍事成功的技術基礎而超越競爭對手或者（2）通過剔除蔓延到穆斯林生活中的伊斯蘭教腐敗現象而重新獲得安拉的恩典。每種政策的擁護者的聲音都在18世紀早期被傾聽到；但正是伊斯蘭教的不幸——例如，與日本不同——以上兩種醫治方法似乎總是互相對立。因此，改革家的努力總是變得徒勞，穆斯林社會的大眾陷入比以前更混亂和更失望之中。

瓦哈比運動

宗教純潔的最重要擁護者是穆罕默德·伊本·阿蔔杜爾·瓦哈比（1691～1787年），他生活於阿拉伯沙漠中，依靠沙烏德家族王子們保護他的信徒和宣揚他的教義。阿蔔杜爾·瓦哈比的目的非常明確：恢復先知的最質樸純潔的信仰。這意味著實行艱苦而不妥協的反對蘇菲派聖徒帶給伊斯蘭教的聖人崇拜和其他腐敗行為。它還意味著嚴格遵守《古蘭經》所規定的個人行為準則，例如飲酒和其他宗教禁忌行為都遭到瓦哈比派的嚴厲懲罰，無論何時出現法律疑點問題，瓦哈比派都采用最嚴厲的條文。

阿拉伯半島的瓦哈比教派團體從最初非常小的規模發展起來，非常類似於伊斯蘭教誕生時期的發展方式。到阿蔔杜爾·瓦哈比去世時，他的信徒控制了阿拉伯半島大部分地區，但是不久，瓦哈比運動遭到了毀滅性的軍事打擊，以歐洲模式訓練和裝備起來的埃及軍隊與阿拉伯沙漠的舊式武士發生沖突，並徹底打敗他們（1818年）。但是戰場上的失敗並未破壞瓦哈比運動。相反，當瓦哈比教派不再與沙烏德家族的軍事—政治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時，它通過吸收印度和奧斯曼帝國虔誠而嚴肅的穆斯林而增強了吸引力。

在西方懷疑主義和瓦哈比狂熱運動的影響下，一方面，穆斯林世界大多數地區長期盛行的早期伊斯蘭教律法尊重主義與後來神秘的蘇菲派虔誠之間的微妙平衡難以維持。自“立法者”蘇萊曼以來，遜尼派學術的特點就是知識僵化，隱藏在熟悉句子背後的含義依靠死記硬背而安全地代代相傳。通過死摳《古蘭經》字眼兒並力圖把更新的內容應用於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瓦哈比派的宗教狂熱打破了這種愚昧無知的保守主義。但是穆斯林學術和文明的後代比阿蔔杜拉·瓦哈比及其信徒所屬的貝都因部落民眾更加了解世界及其方式的復雜多樣性。因此，城市裏老於世故的人通常難以相信，僅僅完全符合瓦哈比要求的忠實的信徒就能再次走向正確的道路。從此，瓦哈比運動既不能為伊斯蘭教內部充滿活力和成功的知識生活復興奠定基礎，也使得從根本上脫離古代行為準則比以前更加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