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中國、印度和歐洲 （600～1000年）（第5/6頁）

最終，拜占庭帝國皇帝屈服於君士坦丁堡人民的意志，恢復了教會的聖像崇拜（843年）。這正式結束了教皇與君士坦丁堡統治者之間的爭論。但實際上基督教世界東、西兩部分之間的裂痕繼續擴大。由於斯拉夫人滲透到巴爾幹內陸，查士丁尼（卒於565年）時代之後，拉丁語在君士坦丁堡的街道上突然消失了。希臘語在西方已經被遺忘了很久，拉丁語知識本身只是在少數修道院和主教堂附屬學校裏不穩定地維系著。大眾語言迅速偏離了古代形式，演變成中世紀和現代各種日耳曼語和羅曼語。

因此，正是文化和政治上分裂的基督教世界面臨著第三輪也是最後一輪蠻族入侵。從南俄逃亡出來的一支新的戰爭力量再次穿越匈牙利平原，並從這個基地出發，四處劫掠。這輪入侵者被稱為“馬紮爾人”或“匈牙利人”。896年他們越過喀爾巴阡山山口。不久，北非的穆斯林國家幾乎摧毀了拜占庭的海軍力量，打破了地中海地區的均勢。一系列大規模海盜襲擊接踵而至，矛頭直指地中海北部沿岸各地。與此同時，維京海盜發動了同樣甚至更殘酷的侵襲，他們的基地在斯堪的納維亞。

歐洲與其鄰居之間關系的根本逆轉發生在1000年左右。其標志是意大利造船業的興起，它能夠立即在地中海對穆斯林以牙還牙，另一個標志是基輔羅斯（989年）、匈牙利（1000年）和斯堪納的維亞的三個王國丹麥、瑞典和挪威（831～1000年間）皈依基督教。在每個國家，皈依基督教都標志著雄心勃勃的王權出現，王權期望基督教幫助他們馴服桀驁不馴的貴族，在仍然處於野蠻狀態的臣民中建立文明生活所需的附屬物，如識字和有組織的宗教。

封建主義的開端

通過自發皈依而馴服北方蠻族的成功，至少部分地歸功於效率得到大大提高的歐洲組織制度，在馬紮爾人、維京人和阿拉伯人入侵的打擊下，這些組織制度的效率就開始顯示出來了。在東部，拜占庭帝國自身逐漸以很久以前波斯人開創的方式開始轉型。封建制度沿著國家邊境地區發展起來了，主要由地主維持被招募的重裝騎兵，隨時準備抵禦鄰近民族對當地任何形式的侵襲。這種轉型涉及的真正風險是很大的。拜占庭最偉大的征服者巴塞爾二世（976～1025年在位）雖然最終成功地打敗了保加爾帝國，把帝國的邊境推進到多瑙河和幼發拉底河上遊，但是他險些被封建貴族的叛亂趕下王位。此外，鄉村的強大武士—地主階層削弱了城市在社會中的全面支配地位——這也許是與曾經在地中海打敗阿拉伯侵襲的拜占庭海上力量衰落有關的一個事實。

在西部，中央政權的確瓦解了。查理曼帝國不能防禦維京人和馬紮爾人的侵襲。而軍事和政治領導權都落入魯莽的地方領主和士兵手中，士兵把自己裝備成重裝騎兵或騎士。但是西部的騎士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重裝騎兵有一個重大差別。當這種昂貴的裝備首次明確引入“遠西”時，即查理·馬特時期（714～741年統治），法蘭克騎士依靠一種全新的戰術。與波斯和拜占庭士兵迎面向敵軍射箭的做法不同，法蘭克人依靠一支重矛。通過猛然向對手發力，他們能夠集中馬匹和手執長矛的騎手的全部力量於一點，因此，爆發出更強大的力量，能夠輕易地突破任何其他陣型的防守。馬鐙的發明對這種新戰術至關重要。如果沒有馬鐙可供站立，沖鋒時騎士全身傾斜，那麽兵器接觸時的震動將把騎手從馬背上恥辱地橫掃下來。遺憾的是，馬鐙的起源和傳播過程不是很清楚。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8世紀初法蘭克人把馬鐙、盔甲、大型馬和重劍結合起來，產生了一種新的作戰人員，論單騎決鬥，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對手。只要他們的人數保持很少，那麽最新式的騎士就無法阻止蠻族的侵襲。但是地方防禦的需要實在是迫切而緊急。結果，部分地由國王或其他公共權威（公爵、伯爵）合法地授予，部分地由地方侵奪王權和非正式契約，越來越多的農業土地被指定用於供養騎士。所以，到公元1000年前，西歐大多數村莊已經被置於職業武裝人員的控制之下，他們裝備著戰馬、劍、盔甲和殘忍的暴力設備。這樣的騎士階層不僅能夠打退敵人的進攻，而且很快就在基督教世界各條邊界采取攻勢。

兩種其他重要變化增加了新興歐洲社會中世紀制度的範圍和力量。一是重犁的傳播，這在前文已經提到（第201頁）。以這種犁為基礎的農業為維持足夠的騎士、使歐洲變得真正強大提供了必要的經濟基礎。第二個是歐洲北部海域貿易的發展。海盜和海上打劫者很快便發現，當搶劫不再易行時，貿易可能是有利的。四處流動的商人、水手、業余海盜常常發現，在一個比較永久的基地定居下來是比較方便的，只要那裏的交通路線和安全的港口能夠帶來適當的場所。中心就以這種方式形成了，後來中世紀歐洲城市生活就興起於歐洲北部的這些中心。對未來西方文明發展最重要的是，第一批歐洲城市居民習慣於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反對任何外來幹預者。這賦予西北歐市民階層顯然不同於其他文明的市民所習慣的、更自信的生活方式，而其他文明盛行保護社會優越者和禮貌地迎合地主和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