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中國、印度和歐洲 （600～1000年）

由於伊斯蘭教迅速成為有凝聚力的法定生活方式，所以其相鄰民族不得不面臨選擇：完全接受或完全拒絕。與此前的宗教在文明生活中沒有發揮如此重要作用的時代相比，伊斯蘭教把文明世界劃分為更緊密的單元。但是，跨文化邊界的刺激仍然起著重要的消極作用。在抵制伊斯蘭教過程中，南亞次大陸和基督教世界不得不形成比以前更強有力的特色。

600～1000年間幾個世紀的第二個總體特點是半文明生活方式傳播到此前文明地區的北部和南部邊界。例如，在“遠西”，到1000年，凱爾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部落都被納入基督教世界的範圍之內。隨基督教而來的至少包括初步的高級文化和文明社會秩序。與此同時，在東歐和中亞，突厥各部進入文明的邊緣地區。組織得最好的突厥國家沒有接受相鄰文明民族已經創立的宗教，而是更喜歡猶太教（如哈劄爾人）或摩尼教（如維吾爾人）。他們因此保留了更多的精神和文化獨立性。

由於遊牧、戰爭、駱駝商隊貿易仍然支配草原上突厥人的部落生活，所以他們比較容易與當時主要從事農業的社會保持宗教和文化的分離。但是，再往西，蠻族與文明團體之間就不存在這種差異。相反，農業技術的大幅提高使日耳曼人和其他蠻族把歐洲平原北部的森林地區開墾為耕地。因此，與草原地區相比，從地理和社會角度看，文明現在能夠以更全面的意義傳播到歐洲“遠西”的森林地區。關鍵的變化是日耳曼農耕者發明了一種新式重犁，它能夠排幹沼澤潮濕地，並結實到甚至能夠翻耕覆蓋北歐大部分地區的黏土。這種重犁首次使低窪的森林地區也能耕種，而此前地中海和中東地區熟悉的輕型淺犁根本無能為力。草原地區沒有發生可以與之相比的改變生活條件的技術變革。因此，文明向北擴展到日耳曼和斯拉夫各民族所引起的變化，比文明向當時生活在他們東部、熟悉一些文明生活的突厥各部落的北移所產生的變化劇烈得多。

在遠東，情況有所不同。中國歷經許多世紀發展出來的田園耕作方式緩慢而頑強地繼續擴大。眾多無名先輩開挖溝渠、修築堤壩，從無數小溪中汲水或用管子輸水到新開辟的農田裏。沒有什麽技術革新，僅僅是大量人力耗費。當中國人逐漸把長江流域的水引上高高的農田時，位於中國文明發源地東北邊緣的朝鮮人和日本人，通過把各自國家的耕作技術提高到中國水平，辛勤地進行著大幅度擴張遠東農業文明區域地理範圍的工作。

像同時代的維吾爾人一樣，通過使用自己的語言、信奉與他們正在聯系的文明中心盛行的不同宗教，朝鮮人和日本人保持了不同於中國的文化特色。因此，845年中國貶異佛教後，朝鮮人不僅定佛教為國教，而且比以前更強調對它的信仰。另一方面，日本也沒有完全脫離中國，不惜冒完全被納入中國文化圈的風險。因此，600～1000年，日本歡迎佛教、儒家學說和其他任何方面的中國文化。他們滿懷熱情地引進外國事物，後世也經常這樣做，這賦予日本歷史急劇變化的特點。因此，奈良時代（645～784年）日本歷代天皇迅速並系統地建立以中國大唐宮殿為樣板的小規模宮殿。日本宮廷生活早熟的感覺被紫式部女士於公元1000年後不久創作的細致優雅愛情小說《源氏物語》所描繪。但它是一種比較簡陋的生活方式，由那些居住在城堡中的貴族資助人維持，但它的確滋養了日本文化的獨立性。隨著這種軍閥以削弱中央政權為代價而取得的政治和軍事權力的增長——公元1000年後變得非常突出的日本生活的特點——日本文化發展的獨特性得到了保證。

在文明世界的南部邊緣，一群同樣的新民族和國家達到了在當時可以適當地稱為“文明生活”的水平。雲南變成了中國文化的衛星，正如安南（現代北越）早已成為的那樣。西藏利用位於中國邊疆，接近印度的地理優勢，綜合來自兩邊的因素，宗教取自印度，世俗文化主要取自中國的中原地區，但是一直保持著強烈的地方特色。例如，西藏的宗教就融合了當地的苯教與佛教觀念，創立了喇嘛教。在喜馬拉雅山南邊，孟加拉和克什米爾變成了印度文化的重要邊界，強大的地方性國家在那裏興起，支配了北印度平原的政治生活，雖然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把恒河流域與印度河流域統一為一個新的“天下四方”帝國。我們已經注意到阿拉伯突然崛起於中東。跨過紅海，東非的埃塞俄比亞和努比亞、西非的加納都變成了當地的國家，都自誇擁有文明的許多吸引力。埃塞俄比亞和努比亞接受了被羅馬和君士坦丁堡都宣布為異端的基督教（基督一性論）。而加納仍然信奉異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