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蠻族入侵和農耕文明的應對 （公元200～600年）（第3/5頁）

伊朗人面臨一個更復雜的問題。與中國不同，它沒有可以輕易獲得的新資源用於加強帝國的中央權力。當然，重裝騎兵技術是非常熟悉的。但困難在於建立一套社會制度，在邊境附近地區維持足夠數量的全副武裝和訓練有素的騎兵，有效而持久地抵禦草原民族的侵襲。帕提亞君主曾經允許（也許鼓勵）地主軍事階級的發展，這些地主能夠變成重裝騎兵，隨時準備應付敵情，保衛自己的土地不遭破壞。但是帕提亞君主通常不能對伊朗貴族行使任何有效的中央權力。帕提亞政府似乎偏袒為他們提供物資和現金的城鎮。但是伊朗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城市沒有為國王提供足夠的現金，以便國王能夠供養一支強大的常備重裝騎兵，威懾他的強大臣民。因此，抵禦草原侵襲的有效邊防的代價是經常發生地方叛亂和不服從指揮，這削弱了帕提亞中央政權的權威。

薩珊帝國

226年，上述這種叛亂者之一阿爾達希爾完全取代了帕提亞政權。阿爾達希爾所屬的薩珊家族從此占據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的王位，直到651年。薩珊國王的權力在這幾個世紀裏多次出現重大危機，而且並非所有的國王都實行相同的政策。但是阿爾達希爾（226～240年在位）奠定的原則從未被長期放棄。因為這位薩珊國家創立者的權力主要依賴伊朗貴族。他培養波斯帝國的傳統意識，特別是支持經過改革的瑣羅亞斯德教，並得到後者的支持。訴諸波斯帝國的偉大歷史和瑣羅亞斯德教，顯然具有說服大多數鄉村貴族支持薩珊君主的作用，至少在危機時刻。中央權力因而保持了活力，是羅馬帝國的一個強大對手。

瑣羅亞斯德教的教義依賴祭司和貴族家族，包括阿爾達希爾本人的家族，長期珍惜地方傳統。但是不同聖地之間存在著令人尷尬的教義差異。於是薩珊國王下令建立瑣羅亞斯德教的標準教義《阿維斯塔》（Avesta）。他們還下令瑣羅亞斯德的遺產必須通過借鑒希臘、印度作家來加以豐富。雖然經過改革後的教義書是連貫而完整的，但是這種信仰從未在薩珊王國的城市中紮根。然而，貴族似乎足夠快樂，因為叛亂、篡位和暗殺國王——這是當時羅馬的秩序——在波斯仍然很罕見。換句話說，在薩珊波斯，王位和祭壇締結了聯盟，這幾乎早於君士坦丁在羅馬境內締結類似聯盟一個世紀。

薩珊經驗的真正重要性不在於教義上的細節，穆斯林征服終結了波斯文化的獨立後不久，這種細節就消失了。相反，它的重要性在於以下事實：正是官方宗教宣揚的超自然約束力和組織良好的祭司制度，有效地調和了軍事地主與中央政權之間的利益。因此，許多強大的重裝騎兵戰鬥人員能夠保衛土地不受侵犯，與此同時又不會因為不斷內戰而使文明社會遭到分裂的威脅。在發明新的組織制度形式方面，文明世界的其他地區都沒有如此成功。因此，薩珊波斯的例子對拜占庭影響很大，並通過拜占庭而對西歐產生了影響。

薩珊王朝的宗教

但是，國王、貴族和瑣羅亞斯德教祭司之間的聯盟並非沒有代價。作為帕提亞國王力量源泉的美索不達米亞的城市，或多或少被排除在薩珊王朝事務之外。也許正因如此，薩珊時代是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宗教活躍時期。其中最偉大的人物是先知摩尼（約215～273年）。薩珊王朝創立者之子和繼位人、國王沙普爾一世（240～271年在位）似乎已經優待摩尼，也許是為了平衡他父王時期青睞鄉村瑣羅亞斯德教、打擊主要吸引城市居民的摩尼的新啟示的緣故。

摩尼是一個最自覺的先知。他開始清除現有宗教隨著時間而在神聖啟示中滋生出來的腐敗，他認為各地的神聖啟示都相同，即使由不同的人所傳達，如耶穌、佛陀和瑣羅亞斯德。為了防止同樣的腐敗滋生在自己的啟示中，摩尼親自編寫教義，而且特別強調，嚴禁馬虎大意地抄寫他的富有鼓動性的經典。因此，摩尼教的經典一直罕見，現代學者無法從僅存的殘篇和教義解釋（常常由宗教反對者所記載）中重構摩尼的經典。摩尼謹防錯訛的做法產生了事與願違的後果。他過分謹慎地建立的教堂和組織的傳教事業也具有同樣的效果。由於預見並禁止各種錯誤和粗俗化，摩尼實際上把他的教義限制在一群經過特殊訓練和嚴守紀律的精英之中。

雖然存在這些局限性，但是在他生前，摩尼在美索不達米亞、東部和西部的城市得到廣泛承認。但是在國內，瑣羅亞斯德教祭司們不會友好地對待一個指責他們玷汙了瑣羅亞斯德創立並流傳下來的真理的先知。所以，當沙普爾一世去世（271年）時，摩尼被暴露在憤怒的正統的瑣羅亞斯德教徒面前。結果他在牢獄中度過了晚年，他的信徒遭到殘酷迫害。這並不能阻止摩尼教保存下來，但是的確使摩尼教徒變成了薩珊政權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