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蠻族入侵和農耕文明的應對 （公元200～600年）

當印度的狂熱宗教信仰和宮廷文化在南亞和東亞贏得皈依者時，在北部歐亞大陸的草原蠻族與農耕世界的邊界，武士和軍隊沖突的刺耳廝殺聲此起彼伏。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歐洲，農耕防禦者都被正在推進的蠻族所打敗而退避，但是在這條漫長邊界線的中部，伊朗擋住了草原民族的進攻。中國則證明了自己歷經三個多世紀分裂和混亂之後，吸納入侵者和重建統一帝國（公元589年）的能力。相反，羅馬帝國再也沒有從公元378～511年蠻族大入侵中恢復過來。[1]

伊朗人遭遇了更驚險的命運。經過漫長而成功抵禦草原蠻族和一系列艱苦但不重要的反對君士坦丁堡的羅馬人的戰爭後，薩珊波斯帝國在南部的阿拉伯人入侵之前就已經瓦解了。征服者是新皈依穆罕默德信仰的穆斯林，這種信仰賦予他們理論武器的效果不亞於他們的（非常普通的）騎兵、弓箭和彎刀。但是在伊朗人的文化認同被伊斯蘭世界融合之前，伊朗人抵禦草原民族和更文明開化的鄰居所取得的軍事成功，迫使或誘使西邊的羅馬人和東邊中亞綠洲上的居民，在向西方史學家習慣稱為“中世紀”演變的過程中，從他們那裏借鑒了許多東西。

因此，公元200～600年間，農耕世界北部地區受到兩股不同力量的影響：在大門口持續不斷地襲擊的草原蠻族，另一股與之抗衡的力量就是如何組織有效抵禦蠻族進攻的伊朗例子。稍微仔細地考察這些事件的過程將表明，這塊蹺蹺板是如何在農耕世界被暴露的邊界上發揮作用的。

匈奴人和西部草原

歐亞草原的遊牧民族可以比作漏洞百出的瓶子中的氣體分子。任何一個點上的壓力都會迅速傳遍整個系統。任何從傳統草場上遷徙出來的遊牧民族集團，要麽被毀滅，要麽用武力迅速奪取鄰居的草場。因此，在幾個季節裏，草場權利的任何重大變化都會從草原的一端傳播到另一端，一個民族擠壓另一個，直到最弱小或組織最不緊密的集團滅亡，或逃入草原北部和西部荒涼的森林地區，或突破南部農耕世界的防禦，並且還可能成為農業人口的主人。

我們已經看到公元前200年前夕匈奴部落聯盟的興起如何引起新一輪民族遷徙浪潮（前文，第152頁）。公元350年後不久，同樣的部落聯盟在蒙古地區再次形成。中國稱之為“柔然”。在它的鼎盛時期，這個戰爭聯盟的勢力從滿洲裏延伸到巴爾喀什湖。隨著柔然勢力向草原西部一路擴張，草原各部落和民族聞風而逃。

其中一個集團在歐洲歷史上被稱為“匈奴人”。他們於公元372年出現在南俄，很快打敗統治該地區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東哥特人。由於害怕匈奴人，東哥特人說服西哥特人一起進入羅馬邊境，尋求避難，這些浪遊的武士依靠鄉村生活，與羅馬當局或爭鬥或結盟。公元410年攻陷羅馬城後，西哥特人向西遷徙到西班牙，建立了一個王國，該王國持續到公元711年。幾個依靠搶掠為生的日耳曼部落追隨西哥特人，其他日耳曼部落則臣服於強大的匈奴人。

匈奴人在匈牙利平原建立了大本營，他們從那裏向南到達巴爾幹半島，向西到意大利和高盧地區進行劫掠。但是公元453年，他們的最後一位偉大的軍事首領阿提拉病亡，匈奴部落聯盟以比其興起更快的速度解體了。互相敵對的首領之間的鬥爭，以及被征服民族的叛亂，幾乎一夜之間就毀滅了一度領土廣袤的匈奴帝國。

匈奴帝國的推翻並沒有給西歐帶來任何秩序。一些曾經臣服於匈奴的日耳曼部落向南、向西逃入羅馬帝國的領土，在北非（汪達爾）、高盧（勃艮第）和意大利（東哥特）建立了一批新王國。與此同時，日耳曼人向不列顛和萊茵蘭地區進行了不同且持久的推進。日耳曼語各部落的農民占據了這些新的肥沃土地，此前羅馬（主要是凱爾特人）曾經稀疏地占據這些地區。這次農業定居是持久的，漫遊的操日耳曼語的武士在這裏建立了一些國家，這些國家存在時間比較短暫，類似於中國北方和伊朗東部的蠻族政權。

東部草原各民族

匈奴人的突然出現在西歐引發的民族遷徙和政治變化，堪與幾乎同時出現在伊朗人東部的韃靼人（有時被稱為“韃靼匈奴人”或“白匈奴人”）引起的動蕩相比。從這個基地出發，韃靼人劫掠了印度西北部，最終建立了一個掠奪性的帝國，像以前貴霜帝國那樣，橫跨山區。韃靼人帶給印度的混亂使笈多時代和王朝走到了終點。但是不像匈奴人在歐洲那樣，入侵者沒能在馬匹和弓箭所征服的土地上建立一個穩定的政權。公元549年，韃靼人在印度的勢力陷入了無休止的內戰。幾乎與此同時，山區北部的遊牧部落也最終滅亡了（公元5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