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印度文明的繁榮和擴張 （公元200～600年）

到公元200年，希臘文化已經失去了吸引力。希臘哲學家向羅馬紳士推薦的禮貌、理智和中庸的生活方式似乎再也不能滿足時代的需要，特別是當漫長的羅馬和平在公元193年被劇烈地打斷時，經過短暫的回復後，公元235～284年又陷入長期內戰、蠻族入侵和帝國皇位爭奪。與此同時，儒家中國也遭受了同樣的災難。漢朝最後10年也因為內戰和蠻族入侵而變形，公元220年漢朝被推翻，這只是使政治和軍事混亂公之於眾而已，這種混亂已經把中國分裂為許多互相競爭的地方性割據政權。

但是，在文明世界的中心，局勢則完全不同。從裏海到興都庫什山，伊朗貴族的密集軍隊抵禦了草原騎兵的侵襲。他們的高頭大馬、重盔甲、硬弓以及為了保護作為他們依賴的租稅來源的農民，在危急關頭隨時準備奔赴戰場的決心，為中東和伊朗文明腹地提供了最有效的防禦。任何偷襲的草原騎兵都不得不穿越常年設防的鄉村，擁有最強大軍事技術的武士在鄉村地區嚴陣以待。很少有人進行這種嘗試，更少有人重復這麽做。

這道屏障背後是安全的，印度和復興的波斯文明都達到了新的優雅、復雜和宗教能力。特別是印度進入了一直被後世當作“經典的”黃金時代。至於薩珊波斯所取得的文化成就，我們所知就要少得多。殘酷的穆斯林、瑣羅亞斯德教和異端形式的基督教傳說，構成我們所知甚少的薩珊波斯文學和宗教的主要歷史基礎；當時的藝術作品只是非常殘缺不全地保存下來了。但是薩珊波斯對羅馬和中亞的影響幾乎與印度對東南亞、中國遠東的影響一樣大。因此，把公元200～600年這幾個世紀的歷史劃分為兩個“力量的領域”似乎是正確的，然後在接下來的章節裏考察印度和薩珊波斯的成就和影響。所以本章將敘述印度文明的繁榮和擴張，下一章將論述薩珊波斯的成就。

笈多帝國

公元320年，恒河下遊一位精力充沛、名為旃陀羅-笈多的印度國王在一個特別儀式上自行加冕為“普天之王”。這個名字與生活在大約650年前的孔雀帝國創建者的名字完全相同。為了區分這兩者，習慣把第一個寫成旃陀羅·笈多，而在第二個的名字中間加上連字符。為了名副其實，他發動了一系列征服戰爭。不到一個世紀，他的後繼者就把從孟加拉灣到阿拉伯海的印度北部地區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由此建立的笈多帝國一直存續到公元535年。期間的戰爭和重大政治暴力活動似乎對印度都不重要。我們只有公元455年左右發生的穿越山區的入侵記錄。雖然笈多帝國從未從中恢復統一，但是接著出現的動蕩與持續的文化創造並非完全不協調。從表面上看，印度內部的武士傳統和宗教灌輸把戰爭的破壞作用減少到最低程度。正是在這些條件下，印度文明以空前的方式走向繁榮，以至於在印度人和外國人的評價中，笈多時代至今仍然是印度歷史上的高峰。

雖然王國領土廣闊，但是笈多統治者為後世梵文文學傳統留下的可以追溯的痕跡很少。因此，我們現有的信息幾乎都來自中國、錫蘭（今斯裏蘭卡）和其他佛教香客的記載。因此，像印度歷史上其他不太突出的時代一樣，有關印度這個偉大時代政治、軍事、地理和歷史事件的精確記載也是缺乏的。當然，政治信息缺乏本身就是強烈厭惡政治的標志，而厭惡政治是笈多帝國興起之前近千年裏印度社會和文化的重要特點。

笈多帝國歷代君主也許完全繼承了印度的傳統價值觀，所以他們希望政治和國家領域保持相對簡單。例如，笈多王朝的征服者似乎把允許被征服的統治者（或他們的近親）繼續控制傳統領地當作一種政策。在逐漸形成的基礎上，笈多帝國的利益能夠被居住在附庸國王宮廷的人所充分代表；在國家事務中，尊重禮儀的做法也讓笈多帝國皇帝感到心滿意足。

笈多帝國也資助復興的印度教，作為這種宗教政策的一部分，他們可能也接受了印度教的法律觀念，盡管這些觀念與統治者處理事務的範圍很難統一。相反，印度教主張，《吠陀》是最高權威的源泉，其後依次是解釋《吠陀》的經典著作（如婆羅門），聖人的榜樣，最後是個人的偏好，即國王或其他公共權威頒布的法令。

這些觀點表現在笈多時代編寫而成的《摩奴法典》（Dharma shastras）中。它們從此成為印度教徒生活的基本準則。例如，《摩奴法典》通過詳細闡明在許多特定場合不同種姓的行為規範而鞏固了種姓制度。它宣稱，此生忠實地履行種姓職責，那麽這將為靈魂來生投胎高級種姓作準備。在人的一生中，高尚的道德行為最終將允許靈魂永恒地進入物我合一的境界。但是與此同時，每個人的道義責任是遵守自己的種姓傳統，參加與生俱來的種姓集團的宗教儀式和活動，無論這種習慣多麽粗陋、簡單或非理性。